最近一段时间，笔者身处美国，每天打开报纸、电视和手机，扑面而来的几乎都是令人不安的消息：美国与加拿大谈判破裂，两个曾经最亲密的邻国陷入报复性关税战；特朗普政府在俄乌战争、美伊冲突和加沙问题上进退失据；移民政策频繁变化，行政权与司法权不断碰撞；通胀、能源价格、就业放缓和财政赤字又在持续侵蚀普通人的安全感。所有这些事件叠加在一起，难免让人产生一个沉重的疑问：美国究竟怎么了？

作为一个长期往返于中美之间、持续推动两国经贸与民间交流的人，我的忧虑不仅来自某一项关税、某一场战争或者某一位总统，而是来自一种更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在见证的，也许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一次执政危机，而是美国国家治理方式、全球角色和国际秩序观念的一次历史性转折。美国并没有突然失去力量。它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体系、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一个国家拥有力量，并不等于它能够正确使用力量；能够发动战争、加征关税和实施制裁，也不等于能够结束战争、恢复信任和建立一个可以持久运行的新秩序。今天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正是国家力量依然强大与战略治理能力相对下降之间的矛盾。

一、美加关税战背后，是美国国际角色的深刻变化

2026年8月22日，美国正式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随后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商品采取“等额反制”。受影响的不仅有钢铁、汽车和电子产品，也包括乳制品、葡萄酒、家具、建筑材料以及许多普通消费品。两个拥有漫长边境、深度产业链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盟国，就这样走到了报复性关税战的边缘。这场冲突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几种商品价格上涨，而是美国开始把经济依赖关系直接转化为政治胁迫工具。过去，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基础，是盟友相信美国制定的规则具有连续性，相信签署的协议能够得到尊重，也相信彼此之间的分歧最终可以通过制度协商解决。现在，这种信任正在被迅速消耗。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曾以6比3的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无权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大规模征收全球关税。然而，政府并没有因此放弃关税战略，而是转而启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征收最高50%的惩罚性关税。这是该条款已知的首次实际运用。这说明美国制度制衡仍然存在，但同时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当一种法律路径被法院堵住，行政部门会迅速寻找另一种路径继续推进原有目标。法院可以纠正某一项政策，却很难立即消除由执政理念带来的整体不确定性。如果连加拿大这样的盟友都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市场、供应链和安全承诺的依赖，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会加快市场多元化、产业链区域化和战略自主化。美国或许能够通过关税获得短期让步，却可能付出一个更大的长期代价——盟友仍然需要美国，却不再像过去那样信任美国。

二、特朗普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强于施压、弱于收场

评价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没有能力”。事实上，这届政府在发动关税、实施制裁、发布行政命令、调整政府机构和制造舆论议题方面，执行力相当强。特朗普也拥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和高度个人化的决策风格。问题在于，这种能力更多体现在迅速改变局势，而不是建立稳定局势；更多体现在制造压力，而不是把压力转化为可以长期维持的政治成果。概括地说，就是战术动员能力很强，战略治理能力不足；单边施压能力很强，联盟协调和危机收尾能力偏弱。

特朗普式外交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只要美国施加足够大的经济、军事或政治压力，对手最终就会让步。但是，无论加拿大、俄罗斯、伊朗，还是中国，都不是一个没有国内政治、没有战略底线、没有反制能力的被动对象。关税越高，对方政府越容易把经济冲突转化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问题；军事压力越大，对方越难在国内政治上公开退让。

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当前许多困境的共同根源。美国可以迅速制造危机，却很难为对方设计一个能够接受、能够向国内交代的退出通道。没有体面的退出通道，压力就可能带来抵抗，而不是妥协；制裁就可能变成长期消耗，而不是迅速胜利。

三、从俄乌战争到美伊冲突，美国正在陷入“强大而无解”的困境

特朗普重返白宫时，曾经把“结束战争”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承诺之一。然而到了2026年8月，俄乌和平谈判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俄罗斯表示愿意接受新的和平建议，但前提是承认所谓“战场现实”；乌克兰则认为这意味着以领土换取停火，无法接受。俄罗斯目前仍控制着乌克兰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双方的根本诉求几乎没有交集。就在8月2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声称，俄罗斯可能在9月选举后增募30万兵力，并在2027年前扩大动员规模。

与此同时，乌克兰得到的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数量正在下降，欧洲不得不承担更多防空和财政支持责任。无论这些战场判断最终如何演变，至少说明战争并没有因为特朗普个人介入而接近结束，反而有进一步长期化的可能。美伊冲突则更加令人忧虑。经过数月军事打击、海上封锁和高压谈判，美国仍未能迫使伊朗接受其核心要求。短暂停火破裂后，美国又宣布启动更严厉的“经济战争”，伊朗则威胁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他地区升级行动。能源价格已经受到明显冲击，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战争成本正通过加油站和生活账单传导给普通民众。

更值得中国警惕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同时公开要求中国配合。由于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美方如果扩大次级制裁，美伊冲突就可能进一步外溢为新的美中经贸和金融摩擦。俄乌战争和美伊冲突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今天的美国仍然拥有发动军事行动、组织制裁和封锁金融渠道的巨大能力，却越来越难以单独决定战争的政治结果。美国可以摧毁一个目标，却未必能够建立一个秩序；可以迫使对手付出代价，却未必能够迫使对手按照自己的方式结束冲突。这就是“强大而无解”的战略困境。

四、美国没有崩溃，但正在承受治理失序的代价

把今天的美国描述为即将崩溃，并不准确。美国经济依然增长，失业率仍处于相对可控水平，美元、科技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根本改变。但是，美国经济内部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疲态。

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只有1.5%。7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减少2.3万个，失业率为4.1%；整体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4.6%。这意味着美国正在同时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就业转弱与能源价格上升。财政问题则更加严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联邦财政赤字将达到约1.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净利息支出约1万亿美元。一个国家如果同时维持全球军事部署、产业补贴、减税政策、边境管控和多场地缘冲突，财政空间必然受到挤压。特朗普支持率目前已经下降至约33%，为其本届任期以来最低水平。相关民调显示，约八成美国人认为美伊冲突可能长期化。

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外交挫折、汽油价格和生活成本正在转化为国内政治压力。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可能同时表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冲动：一方面通过对外强硬、关税和移民政策巩固基本盘；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通过经贸协议、降低能源价格和改善市场预期来争取中间选民。因此，我们很可能同时看到更强硬的语言和更现实的交易，看到突然升级，也看到突然缓和。

美国政治今后的最大特征，可能不是一条直线走向极端，而是在极端政策、社会反弹、司法纠偏和选举压力之间剧烈摆动。

五、制度纠偏仍然存在，但美国政策的可信度正在下降

美国近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联邦法院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暂停75个国家移民签证的政策。法院认为，国务卿无权仅仅依据国籍对这些申请人实施全面暂停。这一裁决与最高法院此前限制总统关税权力的判决一道，说明美国司法体系仍然具备制衡行政权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不认同特朗普的政策，就断言美国民主制度已经完全失效。美国仍然存在法院、国会、州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和选举等多重制衡机制。但问题在于，制度最终能够纠正一项错误，并不意味着错误没有造成代价。企业可能已经取消投资，家庭可能已经被迫分离，盟友可能已经重新调整战略，供应链也可能已经发生转移。政策可以被法院撤销，失去的信任却很难通过一纸判决立即恢复。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一个长期维持错误政策但最终不纠正的美国固然危险，一个政策不断推出、不断诉讼、不断暂停、不断更换法律依据的美国，同样会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资本最害怕的往往不是成本高，而是无法预知明天的规则。

六、美中关系正在同时运行两条看似相反的轨道

就在美加关税战爆发、美伊局势恶化之际，美中关系却出现了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信号。

第一，中美已经把现有的关税缓和期再次延长90天。美国开始向部分对华高端芯片出口重新发放许可证，中国对美国稀土和永磁材料的出口也出现恢复。2026年7月，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氧化钇和稀土永磁材料，均达到实施相关管制以来较高的月度水平。

第二，美中两国已经决定建立面向“非敏感商品”的贸易协调机制和政府间投资沟通机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公开征求意见，研究哪些非敏感产品可以获得关税调整。这意味着美中贸易正在从过去相对广泛的相互依存，转向更加明确的分类管理：安全领域继续限制，非安全领域保留交易。

第三，中美元首预计将在9月下旬再次会晤。特朗普需要中国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作用，也需要中国稀土缓解美国航空、汽车和军工供应链压力；中国则希望美国降低关税、放宽部分科技限制，并保持台湾问题上的克制。双方都拥有对方需要的筹码，也都无法迫使对方全面让步。

然而，就在双方准备高层会晤的同时，美国海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于8月21日飞越台湾海峡，中国军方全程跟踪监视。这一事件说明，经贸接触与安全威慑正在同步进行。这就是未来美中关系最真实的形态：一张谈判桌的旁边，始终摆着一张军事地图；一边讨论农产品、飞机、芯片和稀土，另一边继续进行台海巡航、技术封锁和安全部署。

因此，美中关系不会简单回到过去，也不会轻易走向全面脱钩。未来更可能是一种“竞争性共存”：安全领域长期竞争，科技领域选择性脱钩，传统贸易分类管理，最高层保持沟通，局部冲突反复出现。

七、未来真正危险的，不是竞争，而是误判

美中之间存在竞争并不可怕。两个大国在科技、产业、市场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竞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真正危险的是把所有竞争都理解为生死斗争，把所有经贸关系都安全化，把所有对话都视为软弱。如果美国认为只要持续加征关税、封锁技术和调动军事力量，中国最终就会全面屈服，这是对中国国家能力、产业体系和社会承受力的严重误判；如果中国因为美国当前面临内政、财政和外交困境，就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衰落，同样可能低估美国在科技、金融、军事、人才和制度纠错方面仍然拥有的巨大力量。

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一方最强或者最弱的时候，而是一方认为自己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另一方又认为对手已经无力反击的时候。台海问题尤其如此。美中贸易摩擦可以通过关税谈判解决，科技限制也可以通过许可证和分类清单调整，但一旦在台海发生军事误判，经济关系、人员往来、金融体系和全球供应链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受到严重冲击。美中两国必须在竞争和敌对之间划出明确边界，建立更稳定的军事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

八、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不是等待美国犯错，而是成为确定性的提供者

面对美国当前的混乱，中国不应该幸灾乐祸，更不能把战略建立在“美国必然衰落”的想象之上。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美国，可能比一个稳定强大的美国更加危险，因为它更容易通过对外冲突转移国内矛盾，也更容易在选举压力下采取突然行动。

中国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确定性转化为国家竞争力。世界正在重新评估供应链、市场和合作伙伴，真正稀缺的不仅是成本、产品和技术，更是稳定的政策、可预测的规则、能够长期兑现的承诺，以及对不同国家利益和安全关切的尊重。

中国应当继续增强关键技术和产业链韧性，扩大内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保持高水平开放。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合理安全关切，应当通过透明、合规和可验证的机制积极回应；对于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关税和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则应当坚持原则，进行精准而有节制的反制。

比关税反制更有战略意义的，是让更多国家看到：与中国合作不是被迫选边，而是获得增长机会；中国的发展不是以破坏现有国家的安全为代价，而是为全球市场提供新的产品、投资、就业和发展空间。今天的大国竞争，最终争夺的不只是芯片、稀土和市场份额，更是谁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九、越是国家关系困难，民间桥梁越不能中断

作为美中贸易发展协会负责人和湾品汇的创建者，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未来的中美民间经贸合作已经不能只依靠感情、愿望和过去的经验。桥梁仍然需要，但这座桥必须建立在合规、合同、本地就业、税收贡献、社区关系和共同利益之上。

中国企业进入美国，也不能再把美国仅仅视为一个销售市场，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需要长期经营的社会。产品进入美国之后，必须经得起认证、标签、责任保险、知识产权、数据安全、售后服务和消费者保护等多重检验。只有让中国制造在美国转化为品牌价值、渠道价值、就业价值和社区价值，才能减少政治风向变化带来的冲击。

湾品汇所推动的，不应只是把更多商品运到美国，而是帮助中国企业完成从产品出口到品牌落地、从短期参展到长期经营、从“中国制造”到“中美共同创造价值”的转变。每一个依法经营的企业、每一个由合作创造的岗位、每一次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每一个地方政府与商协会之间的对话，都是对大国误判的一次微小而重要的纠正。当国家层面的语言越来越强硬，地方、企业、大学、商协会和民间社会就更需要保留沟通渠道。桥梁不是软弱，更不是没有原则；桥梁是在人类可能走向对抗时，为理性留下最后一条道路。

十、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美国的危机，也是世界秩序的考验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关于自身身份的激烈斗争：它究竟要继续成为规则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还是变成一个主要依靠关税、制裁和军事力量索取利益的交易型强国；它究竟要继续依靠盟友体系维护全球影响力，还是把盟友也视为必须承担更多成本的谈判对象；它究竟要成为结束战争的调停者，还是在不断升级的压力中成为战争的一部分。

美国不会因为特朗普一届政府而立即崩溃，美国的制度、经济、科技和社会仍然拥有强大韧性。但是，美国正在消耗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际信用，而信用一旦被反复透支，就很难通过下一份协议、下一次选举或者下一位总统迅速恢复。

美中关系同样已经走到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两国不可能回到过去相对单纯的合作时代，但也没有理由把彼此推向一场无法承受的全面对抗。未来真正考验两国的，不是谁能够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是谁能够在坚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为竞争设置边界，为危机保留出口，为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

面对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不应因为焦虑而失去判断，也不应因为愤怒而放弃沟通。我们既不能押注美国崩溃，也不能幻想中美关系自动回暖。我们能够做的，是增强自身实力，坚持合规经营，守住和平底线，维护民间往来，并为两个大国之间增加更多现实利益和理性力量。国家之间的桥梁也许无法阻止所有风暴，但可以让彼此在风暴中仍然看得见对岸。

而这，正是今天推动中美经贸合作最艰难、也最值得坚持的意义。

作者：谢建华，美中贸易发展协会会长，湾品汇创始人，中华商报特邀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