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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对大国经济的影响

2026-04-12 22:42:22

来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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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和第一大贸易国，大国高度依赖海湾地区油气供给和航运通道，这场冲突，已然成为大国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重大外部风险，亟待经济学界直面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因应之策。

2026开年以来全球最大的地缘政经事件，莫过于美国联手以色列与伊朗的武力冲突。这场冲突争自2月28日爆发以来，到4月8日清晨宣布暂停而准备会谈，前后持续了39天。期间美以联军对伊朗重要城市、军事基地、能源设施等战略要地实施了持续的轰炸，伊朗则凭借其多年备战构筑的地下武库及攻防体系，保持了持续的有效反击，不仅袭击了美以军事目标，更将冲突扩散至海湾多个国家。

这场冲突因发生于号称世界“能源心脏”的波斯湾地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以及对海湾主要产油国油气基础设施的袭击，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继而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怎样看这场冲突对大国经济的影响？首先须依托一个合乎逻辑的框架，经济学理论视野去看，突然爆发的这场冲突对开放经济而言，当属于一场突发的外部冲击。经过40多年持续的对外开放，无疑属于高度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因此可按照外部冲击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去分析和预测。

三个传导机制

这场冲突对大国经济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经济学视野去看，三个维度的突变及其合力，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机制；三个机制彼此交织、层层传导，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外部冲击，对大国经济运行的各主要环节施加着影响。

第一个是油价－通胀机制。冲突直接推高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原油价格暴涨或将促发输入式通货膨胀，加剧国内经济运行压力。东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2025年全国原油进口5.78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72.7%；液化天然气进口量6843万吨，对外依存度40.2%。其中，进口原油的42.3%直接来自波斯湾地区，几乎全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若加上伊国进口的原油，占比则超过45%；同期LNG（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的31.1%来自中东地区，超过50%的液化石油气（LPG）源自海湾国家，均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运输。

自伊方宣布封锁海峡至暂停当日，国际原油价格从战前每桶73美元飙升至110美元，涨幅53%。可以预料的是，即便暂停并很快结束，国际油价也难以快速回归战前水平，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过往一个多月，西方主要经济体为缓解能源供应危机，动用了大量国家石油储备，间隙期必然开启集中补库；另一方面，战火对沙特、科威特、巴林等海湾主要产油国的油气开采、运输、加工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产能修复与航道疏通需要较长周期，全球油气供给将处于收缩状态。

大国视野去看，高油价将会带动国内煤炭、电力等能源成本同步上涨，能源成本则沿着产业链上下游逐级传导：上游石化、电力、炼油行业直接面临原料成本暴涨与高位运行的压力，中游装备制造、轻工纺织、电子家电等制造业企业，遭遇工业用电、原材料采购成本双重攀升，利润空间将被大幅挤压；下游物流运输、农业生产、居民日用消费等领域也将全面受到影响，进而推动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传导，引发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诚然，近年来大国经济虽然一直承受着内需不足、PPI负增长、CPI零左右徘徊的通缩压力，需要适度通胀以提振市场，但其通缩压力主要是内需不足导致的，需要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而这场冲突引出的输入式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的，其效应与需求拉动型通胀截然不同，多半会推高居民消费成本、压缩企业投资意愿，加剧内需不足。

第二个是航运通道－运输成本机制。冲突导致全球核心贸易航道受阻，推高国际航运成本，直接对外贸进出口形成压力。冲突不仅阻断了霍尔木兹海峡，还波及红海海域，对苏伊士运河航道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这两大航道是大国与海湾国家、欧洲、非洲贸易的核心海运通道，承载着东大超六成的能源进口与大量货物贸易运输。数据显示，2024年大国与海合会国家贸易额达2880.9亿美元，自海合会进口原油1.8亿吨，占当年其原油进口总量的31.7%；2025年1—9月，中海贸易额已达2146.1亿美元，自海合会进口原油1.2亿吨，约62%的进口原油通过海运完成，中东航线是绝对的核心。冲突爆发以来，波斯湾水域船舶通行量急剧下降，海运保险费、运费、船舶滞港费同步暴涨。即便此次临时停火导致最终停战，运输通道恢复正常仍需时日。加上伊朗与美国关于海峡通道收费问题的扯皮，短期内无法实现自由航行，国际航运成本仍将居高不下。

可以预料的是，国际航运成本高位将首先冲击我国外贸。进口一边，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运输成本激增，将进一步抬高国内原料采购价格；出口一边，机电产品、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我国优势出口商品，因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失去价格竞争力，存在海外订单向低成本区域转移的风险。

第三个是世界经济减速－需求萎缩叠加供应链断裂机制。这个机制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传导：

其一是世界经济减速与外需收缩。国际权威机构预测，这场冲突将导致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增速放缓；

其二是供应链断链风险。大国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能源、大宗商品、高端零部件对外依赖度高，冲突破坏导致的部分重要原材料断供，或将冲击我国某些产业的供应链。别国不论，单是伊朗石化业的重创，就直接威胁着我国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转。有资料显示，伊朗是大国甲醇、硫磺的重要供应国，分别供应了东大60%的甲醇与7%的硫磺，其出口断供将直接冲击国内光伏玻璃、化肥、化工等产业的正常生产。

其三是全球需求与生产双重受阻。冲突已经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通胀反弹，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被迫停止减息，或将加息，居民实际收入缩水、消费能力下降，全球总需求持续萎缩，欧洲首当其冲。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需收缩直接导致出口订单锐减，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降幅尤为明显。

总起来看，三大机制并非简单的叠加，而呈相互强化、循环放大的态势。具体而言，能源价格上涨将推高运输成本，航道受阻进一步加剧能源供应紧张，全球需求萎缩又同步拖累外贸与生产，最终或将形成叠加的系统性风险与压力。

短期影响

关于这场冲突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段去审视与评估。

短期影响正负交织。沿着前述三个机制去分析，负面影响不难预料：

就油价-通胀机制及其系列效应去看，直接影响的是企业利润。有分析显示，油价每上涨10%，大国PPI上行约0.5个百分点。前已论及，冲突即便立即停下，油价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回归战前低位。若油价保持在每桶90美元左右的水平，则全年我国PPI或将上升1.5%左右，将显著抬高化工、钢铁、塑料、化肥制造成本，压缩这类行业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利益。PPI 的上涨必然会传导给CPI，分析显示，油价每上涨10%，CPI将会上涨大约0.1个百分点，全年CPI涨幅约1.8%–2.3%，受影响的产品及服务主要是交通、物流和食品。

就航道受阻－运输成本飙升机制去看，影响直接作用于运输成本和运费，间接传导于出口综合成本。有资料显示，中东两大海运航道同时受阻，亚欧航线被迫绕行好望角，航程增加10–15天、运费与保险费翻倍，由此导致的出口综合成本将抬升8%–12%。

就世界经济减速－贸易收缩机制去看，影响亦是可以预期的。东大对中东国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约5.6%，其中机电、光伏、建材、汽车占比较高，冲突已经导致订单大减。而低附加值商品因“运费超货值”被迫停单。国际权威机构最新预测认为，高油价与供应链紊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0.8到0.3个百分点，由此将导致大国主要贸易伙伴欧美、东盟等地需求走弱。叠加中伊贸易中断和中国海湾国家贸易收缩，对大国经济的冲击也很大。

上述三个链条机制的作用及其叠加效应，或将对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形成较大的压力。乐观地估计，也将拖累GDP增速0.4—0.7个百分点。

当然，这场冲突对大国经济的影响并非全然是负面的，短期来看，正面机遇也不少。三方面的机遇不难看到：其一，高油价与全球能源危机无疑会倒逼世界各国加速能源转型，光伏组件、储能设备、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绿氢装备等优势新能源产品，在国际市场需求暴涨，2026年1—3月对欧、中东新能源产品出口增速分别突破50%、60%，成为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其二，冲突不仅带动了海湾区域内无人机及配件、通信设备等物资需求上升，而且刺激了这方面产品的世界性需求，作为这个领域世界最大的整机和零部件制造国，出口机遇大增；其三，海湾国家战后重建预期，也将直接推升钢铁、水泥、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基建相关产品出口，通用机械、汽车零部件等工业产品出口同步实现较快增长。

此外，在金融领域，地缘冲突引发的避险资金涌入香港，作为国际重要金融中心，正在承接大量中东避险资金，而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固与强化则对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贸易融资起着正向促进效应。数据显示，2026年3月香港人民币跨境结算量同比增长35%，海湾国家对华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从12%升至21%。人民币在中东地区的使用范围、认可度持续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动力。

中长期影响

中长期视野去看，冲突走向将深刻影响我国能源安全与全球战略布局，而前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若伊朗在美以军事打击与外交施压下最终妥协，美国将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进一步巩固其全球能源定价权的主导地位，我国能源进口安全将面临长期威胁。不仅如此，“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东经贸布局也将面临更多美国掣肘，我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被动性将进一步加剧。但若伊朗持续抵抗，美国战略重心受到牵制，我国将获得宝贵的战略调整窗口期：一方面可加速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扩大俄罗斯、中亚、拉美等地能源进口规模，降低对海湾地区与海运通道的依赖；另一方面可加快中吉乌铁路、中巴经济走廊等陆路能源与贸易通道建设，构建陆海联动的新的运输通道。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均GDP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劲，中东冲突之类的外部冲击，不大可能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

作者：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经济学院教授赵伟

来源：中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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