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3月9日是第18个保护母亲河日，2026年正值人民治黄80周年。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泥沙问题一直是流域治理的核心难题，尤其是内蒙古段十大孔兑流域，近些年被视作黄河上游泥沙治理的关键区域。在2026 年全国两会现场，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主席张红武，就构筑黄河生态屏障、破解泥沙治理顽疾等问题，接受了香港通讯社记者陈江潮的远程连线专访。

记者：张教授，您好！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十大孔兑流域在黄河整体生态格局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当前这片区域的泥沙问题到底有多严峻，对黄河全流域安全有哪些直接威胁？

张红武：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恰恰是当前黄河生态治理必须重视的核心痛点。黄河内蒙古段地处黄河“几”字湾上半部分，十大孔兑是右岸10条直接汇入黄河的一级支流，整个流域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别看它面积不算很大，却是黄河宁蒙河段泥沙的最主要集中来源区，更是导致上游相关河段形成悬河、威胁防洪防凌安全的“元凶”。

 这片区域的特殊性在于，它属于水力、风力复合侵蚀区，再加上重力侵蚀、冻融破坏多重作用叠加，水土流失程度远超其他区域，地表粒径大于0.05mm的粗沙占比超过60%，这种粗沙进入黄河干流后很难被水流输送入海，极易淤积在河道内，抬升河床。从历史数据来看，以往测算十大孔兑多年平均输沙量达到2706万吨，即便经过多年治理，入黄沙量大幅减少，但2010年以后，黄河上游来沙量占下游入黄泥沙量的比例接近40%，个别年份甚至突破85%，以往我们常说“沙在中游”，而今在黄河中游泥沙量显著减少的客观条件下，需要改成“沙在中上游”，足以说明十大孔兑的泥沙治理显得十分必要，甚至已经刻不容缓。

而且这片区域的洪水峰高沙大，历史上多次出现泥沙堵塞黄河干流的灾害，1989年的大洪水，单次入黄泥沙就达到1.13亿吨；1998年西柳沟孔兑高含沙洪水入黄，直接形成近1亿立方米的巨型沙坝，掩埋包钢取水口导致企业停产，不仅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把十大孔兑作为黄河上游生态治理突破口的核心原因。

记者：您刚才提到这片区域是多重营力复合侵蚀区，相比黄河其他区域，十大孔兑的水土流失和泥沙产输有哪些独有的特点？目前国内外针对这类复合侵蚀区的治理，还存在哪些难以突破的短板和问题？

张红武：十大孔兑的侵蚀模式，绝对不是单一的风蚀或者水蚀，而是风力、水力、重力、冻融四种力量交错作用的复杂模式，这也是治理难度大的核心所在。春季冻融侵蚀突出，砒砂岩区域冻融后土体松散，再加上重力作用，大量泥沙直接落入沟道；夏季暴雨集中，形成高含沙洪水，裹挟坡面和沟道泥沙直冲黄河；秋冬季节风力侵蚀加剧，风沙先进入孔兑沟道，再被洪水冲入黄河，形成“风沙入沟、洪水送沙入河”的链条，这种时空交错的产沙模式，在黄河全流域都非常独特和典型。

由文捷带队的黄河缘清华大学志愿者来到内蒙古，和“张红武治沙团队”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的孔兑现场

结合我们多年的现场调研、试验观测，当前针对这片区域的治理，还存在七大突出问题，每一个都制约着治理成效。首先是植被治理的短板，人工种植的林草植被退化严重，单一物种抗逆性差，过度种植还会过度消耗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植被恢复后稳定性不足，极易再次沙化；其次是治理地块落实难，农牧民放牧需求和生态治理存在矛盾，部分地区粗暴开展林草种植，破坏原始地表生物结皮，反而加剧风蚀；第三是重沟道治理、轻坡面治理，沟道工程见效快，但临近坡面侵蚀持续发育，小沟慢慢变成大沟，形成新的沙源；第四是复合侵蚀的动力贡献难以量化，风、水、冻融各自的产沙比例无法精准测量，治理缺乏精准靶向；第五是传统水保工程有缺陷，部分排水工程反而加剧沟岸侵蚀，公路排水也会催生大量侵蚀沟；第六是传统淤地坝生态破坏大，就地取土破坏林草耕地，还存在溃坝连锁风险，有“零存整取”的隐患；最后是各类治理技术没有集成，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以往部分治理措施成效打折扣，也倒逼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本人带领团队去年之所以先顶风沙、冒酷暑奋战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后斗风蚀、抗严寒坚持在罕台川一级支沟郝家渠新工艺新材料淤地坝试验实施工地现场，就是为了探索全新的、适配复合侵蚀区的治理路径。

记者：针对这些痛点难题，您带领团队牵头承担了内蒙古“揭榜挂帅”重点项目，聚焦十大孔兑泥沙阻控与生态修复，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本次研究的核心技术路线和整体思路是什么？区别于传统治理模式，有哪些不一样的理念？

张红武：我们这个项目，核心是紧扣“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彻底摒弃以往单一治理、分段治理的模式，走“分区阻控、协同治理、提质增效、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的全链条路线，把整个十大孔兑流域视作一个完整系统，针对性破解复合侵蚀难题，同时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避免“治沙不治本、修复不稳定”的问题。

整体研究逻辑分为六大板块，首先是摸清家底，开展风水复合侵蚀过程辨识，做生态修复空间区划，把流域分成丘陵沟壑区、风沙区、平原区等不同类型，精准划定每一片区域的治理重点；其次是研发乡土植物优化配置的泥沙阻控技术，摒弃外来物种，选用适合当地气候和水土的乡土植被，提升植被存活率和稳定性；第三是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多维梯级协同治理技术，实现坡面、沟道、岸线全方位控沙；第四是突破人工退化植被提质增效技术，解决植被活不了、长不好的难题；第五是构建多位一体的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体系，不搞过度人工干预，遵循自然规律修复；最后是开展实地示范，把技术落到实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和传统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坚持“近自然修复”和“以水定绿”，严格遵循水资源刚性约束，不盲目种树种草，同时兼顾工程安全和生态保护，破解传统淤地坝的生态和安全隐患，真正实现泥沙拦得住、生态稳得住、群众能受益。

鄂尔多斯市水利局副局长张强号召黄河缘志愿者们在库布齐沙漠植树治沙

记者：您刚才多次提到水资源刚性约束和植被修复，这也是干旱半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的关键。本次研究在植被生态稳定性和水资源承载力方面，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这一突破对整个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有什么指导意义？

张红武：干旱半干旱地区搞生态修复，最大的忌讳就是“不顾水资源承载力盲目扩绿”，十大孔兑本身降水稀少、蒸发量大，以往很多人工植被成活率低、后期退化，核心就是没有摸清区域水资源的底线。我们团队本次研究的一大核心创新，就是明确了维持植被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水资源承载力及阈值，彻底破解了人工退化植被提质增效的关键技术难题，这也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支撑。

我们通过长期野外监测、室内模拟和数据分析，精准解析了不同生态修复空间的水资源承载上限，明确了不同区域适合种植的植被类型、种植密度和灌溉需求，避免植被过度消耗地下水和土壤水，实现“以水定绿、量水而行”。同时，针对现有退化植被，研发了专属的提质增效技术，优化植被群落结构，提升植被的抗干旱、抗病虫能力，让人工修复的植被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不仅能稳定存活，还能最大化发挥阻沙固沙作用。

这个突破的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以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重种植、轻管护、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为整个西北干旱半干旱流域的生态修复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再是盲目治理，而是精准施策，确保每一份水资源都能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让植被真正成为阻控泥沙的“绿色屏障”。

记者：除了植被修复，工程措施是泥沙治理的重要手段，传统淤地坝存在诸多隐患，本次研究在泥沙阻控工程技术方面，有哪些创新成果？如何解决传统工程的生态破坏和溃坝风险？

张红武：工程措施是拦减入黄泥沙的关键，尤其是沟道坝系工程，针对传统淤地坝取土破坏生态、漫顶易溃、连锁风险等问题，我们团队联合行业内多家单位，研发了压型钢板混凝土管板桩承压心墙筑坝技术，这是针对十大孔兑量身打造的创新工艺，也是解决传统坝体难题的核心方案。

这项新技术采用工厂预制、现场组装的模式，不需要在坝址周边坡地大量取土，从根源上避免了筑坝取土对耕地、林草地的破坏，契合低碳生态的治理理念。同时，这种组合式坝体结构稳固，抗冲刷、抗漫顶能力极强，彻底解决了传统土坝洪水漫顶即溃的问题，杜绝一坝溃决、数坝联动的风险，守住了流域防洪安全底线。

我们在罕台川一级支沟郝家渠建设的示范工程，控制流域面积2.31平方公里，设计淤积年限内可拦截泥沙31.63万立方米，还能淤成85.42亩坝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同时配套建设缓滞池，既能增加拦泥库容，又能积蓄雨水，改善局部生态，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水源，实现泥沙拦截、生态修复、群众增收三重效益。

除此之外，我们针对不同区域构建了差异化的泥沙阻控技术体系：丘陵沟壑区重点做侵蚀源阻断，从源头拦住泥沙；复合侵蚀区主打防风滞水防蚀，削弱多重侵蚀动力；风沙区聚焦防风阻沙，减少风沙入沟；平原区侧重沟道泥沙处置，引导雨洪水补给黄河干流，形成全流域、全方位的控沙格局。

记者：您刚才提到构建了多位一体的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体系，这个体系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本次研究的三大核心创新点，除了水资源承载力和工程技术，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成果？

张红武参事（右）和卢琪（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全球生态环保领域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中国首位获得者）参事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张红武：我们的第二大创新，就是构建了不同生态修复空间的泥沙阻控技术和多位一体的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体系与模式，实现了多技术、多措施的高度集成，这也是区别于单一技术研究的核心优势。

这个体系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根据不同区域的侵蚀特点、地貌特征，把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管护措施有机结合，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模式。比如在丘陵沟壑水蚀区，采用“坡面植被固土+沟道新型坝体拦沙+岸线防护”的组合；在风沙区，采用“乡土灌木阻沙+机械沙障固沙+封沙育草”的模式；在砒砂岩裸露区，针对性破解冻融侵蚀难题，减少沟道泥沙来源。通过这种多维梯级协同治理，实现从坡面到沟道、从上游到下游、从风沙到水沙的全链条阻控，最大限度减少入黄泥沙量。

第三大核心创新，就是打造了十大孔兑不同生态修复空间的泥沙阻控和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应用示范。我们选取了5个典型示范区，涵盖丘陵沟壑区、复合侵蚀区、风沙区等所有类型，包括郝家渠新工艺淤地坝示范区、哈什拉川工程与林草协同治理区、恩格贝防风固沙示范区等，通过实地示范验证技术可行性，同时总结治理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不仅适用于十大孔兑，对于黄河上游其他复合侵蚀区、乃至全国类似生态脆弱区都有借鉴意义。

通过这些技术集成，我们预期示范区内林草综合植被盖度提升10%以上，土壤侵蚀模数降至1000吨/平方公里·年以下，入黄泥沙量大幅减少，真正实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记者：十大孔兑治理不仅是生态问题，还关乎沿岸农牧民生计和区域发展，本次研究如何平衡生态治理与民生发展？项目实施后，能带来哪些具体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张红武：生态治理绝不能和民生发展割裂开来，尤其是在农牧区，只有让群众从生态治理中受益，治理成果才能长久巩固。我们的研究和项目实施，全程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探索“生态修复+产业带动”的路径，破解“治理与增收”的矛盾。

从生态效益来看，项目实施后能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减少风沙、水蚀危害，提升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加碳汇能力，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从根源上减轻黄河中下游河道淤积，降低防洪防凌压力，保障黄河全流域生态安全。

从社会效益来看，系统治理能改良耕地、草场质量，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生态治理工程能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农牧民务工收入，改善沿岸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助力乡村振兴。更重要的是，能彻底消除泥沙堵河、洪水漫堤的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从经济效益来看，新型淤地坝淤出的坝地可以种植农作物，带来直接种植收益；减少河道淤积，能大幅节省下游清淤费用，单座郝家渠示范坝，20年减泥效益就能超过400万元；同时，生态环境改善后，还能带动生态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发展，形成长效增收机制，真正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双赢。

记者：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大孔兑治理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结合本次研究成果，您对黄河上游乃至全流域的生态治理，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未来规划？

张红武：结合十大孔兑的治理实践，我认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尤其是中上游复合侵蚀区治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精准施策，同时完善政策保障，破解治理瓶颈，我有四点核心建议。

第一，坚持“改变侵蚀地理环境”的治理思路，因地制宜推广多维梯级协同治理模式，重视小流域沟道坝系的拦沙作用，遵循“宜荒则荒”原则，避免过度人工干预破坏原始地表，全维度遏制侵蚀产沙。第二，全面推广新型筑坝技术，加快传统淤地坝除险加固，杜绝溃坝风险，筑牢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双重防线，巩固减沙成效。第三，优化政策保障，从国家层面简化生态治理工程的林草、征地手续，推行备案制，加快工程推进；加大禁牧休牧力度，配套舍饲养殖补贴，保障农牧民生计，调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第四，加大后期管护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群众生态治理责任，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私自放牧、乱倒垃圾等行为，确保治理成果长久稳固。

未来，我们团队会继续深耕十大孔兑流域治理，完善技术体系，扩大示范范围，同时把研究成果推广到黄河上游其他泥沙来源区，乃至整个“三北”工程重点区域。黄河生态治理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十大孔兑的治理只是一个突破口，我们要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用科学技术破解治理难题，用扎实举措守护母亲河健康，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记者：非常感谢张教授的深度分享，让我们对黄河十大孔兑流域治理、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有了全面且专业的认识，也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提供了科学路径和实践方向。

张红武：谢谢，守护黄河生态安全，是我们每一位水利和生态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希望各界协同发力，一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今年是联合国WHENCE黄河专案的开局之年。张红武参事携同施祖麟、马力、李武等共6位国务院参事，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正在理事长文捷的总体设计部署下，担任WHENCE黄河专案的战略指导单位，联合黄委会水文化中心（业务指导）和清华大学黄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以及河南大公科技（联合国授权的落地执行单位），将黄河的治水智慧推广，向世界讲述好黄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