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大胜，赢得了华盛顿的权力大满贯：白宫，国会参众两院，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地方政府共和党人州长多数，共和党州议会多数 。他像当年的拿破仑从流放的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发，而在民主党和进步主义的重镇硅谷，巨头们纷纷开始表示祝贺。

七大科技巨头的创始人和CEO们，包括苹果的库克、谷歌的皮查伊、微软的纳德拉、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和CEO贾西（Andy Jassy）、Meta的扎克伯格，当然还有马斯克，第一时间纷纷祝贺。只有黄仁勋没有表态，尽管市值最大的英伟达是被地缘政治卷得最深的公司，但他的态度是遵纪守法，不问政治。

还有老牌的科技巨头，如英特尔的基辛格、高通的安蒙、IBM的克里什那 ( Arvind Krishna)、思科的罗宾斯（ Chuck Robbins）、戴尔。还有OpenAI的奥持曼，Uber的Dara Khosrowshahi、Box的李维（Aaron Levie），等等。

领英创始人和风险资本家霍夫曼常年支持民主党，这次几乎在公开场合与其他PayPal黑帮成员闹翻。但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他立即撰写长文一篇，表达对特朗普执政的期待。

共和党的红色浪潮，把一度蓝色的硅谷染成了紫色。但这场颜色革命，并不是从这次大选才开始发生的。

2022年对于硅谷来说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年份。这一年，纳斯达克指数跌去三分之一，六大科技巨头（当时英伟达还算不上）的市值跌去了近5万亿美元。硅谷的独角兽数量、投资金额大幅度下降。在硅谷重金下注的一些新兴的创新领域，如加密货币、元宇宙、金融科技、SAAS软件，自动驾驶、以及前生成式AI的一些早期应用等，几乎是经历了一场泡沫的彻底破灭。加密货币的资产更是缩水三分之二以上。

2022年，美国监管机构对最大的加密货币初创企业FTX的欺诈和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公司破产，90后的创始人兼CEO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 Fried）曾经是硅谷宠儿，最终也锒铛入狱，硅谷从红杉到众多大机构投资者数亿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SEC准备对加密货币像对传统金融那样进行监管，加剧了整个金融科技的崩盘。这一年刚过，由于应对通胀的高利率政策，硅谷银行也倒闭了。

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对亚马逊和Meta进行反垄断调查，威胁要肢解谷歌等公司，几乎禁止了科技巨头对初创企业的收购，以保护市场的竞争性，但客观上也堵死了许多初创企业和风险资本的一个重要退出通路。

硅谷在2022年遭受的打击，原因是多样的，有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有高通胀导致的高利率，市场上的流动性大幅度减少；有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的供应链冲击。但是，硅谷不少风险资本家，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意志者（libetarian），也日益把它归咎于拜登民主党政府，他们认为政府过度的监管和干预，正在扼杀硅谷的创新活力。

2022年，是马斯克政治立场发生逆转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他的孪生长子哈维变性，改名詹娜，并且宣布与马斯克断绝关系。马斯克悲愤地说他的儿子已死，决心摧毁“觉醒心灵病毒” （woke mind virus)。这一年，他以440亿美元收购了推特(twitter)，更名为X，准备抗衡民主党基本控制的传统媒体和亲民主党的社交媒体。马斯克不再支持民主党这个“分裂和仇恨的政党”，并在推特上鼓励“独立思考的选民”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投票支持共和党。

2022年，是马斯克政治立场从转变到行动的关键一年。马斯克开始物色他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最初是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还一度对商人拉马斯瓦米感兴趣。马斯克的企业总部正在撤离硅谷，特斯拉、SpaceX、X的总部都已经告别他称为民主党“一党制”的加利福尼亚州，投奔另共和党盘踞的得克萨斯州。

但这场硅谷-华盛顿共识，有更深的起源。

2022年的中期选举，是疫情后硅谷向右倾斜的转折点。硅谷的风险投资大佬、自由意志主义教父蒂尔扶持了自已曾经的雇员万斯和马斯特从政，竞选参议员。Paypal黑帮的另一位重量级成员萨克斯（David Sachs）和硅谷许多当年支持过希拉里·克林顿的投资人一样，也彻底转向了支持共和党。

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蒂尔成为共和党最大的捐赠者，总金额高达2040万美元，支持了16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候选人，其中万斯赢得俄亥俄州的一个参议员席位，成为唯一成功的政治“独角兽”，也开启了他通向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之路。

当年在迈阿密举办的加密货币大会上，蒂尔在演讲中提出要摆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控制的货币体系，实现货币的一次“改朝换代” （regime change）。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的前高管、a16z的合伙人Balaji Srinivasan还出版了《网络国家》一书，提出了用支持加密货币的线上部落取代国家政府的愿景。在软件即服务（SaaS）商业模式取得成功之后，该书提出，下一步的逻辑发展是“社会即服务”（society as a service）。再没有比这样的口号带有更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了：21世纪将不属于华盛顿。

但硅谷在一定程度上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这里的研发基础设施来自五角大楼和能源部，这里最早的电子和半导体初创公司是美军导弹和战斗机的供应商。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GPS、纳米技术、自动驾驶、感知技术等，其中许多最早期的技术概念的提出和验证，甚至需求和应用场景，都是美国五角大楼的DARPA孵化出来的。

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中，硅谷的嬉皮士与这些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奇妙地合成了技术极客。数字文明诞生了，硅谷也在1970年代初得名，随着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硅谷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力量，在科幻文化的影响下，也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数字世界理想、科技乌托邦主义。

硅谷全盛于克林顿-奥巴马的民主党时期，信息高速公路政策、关于互联网平台中立的法律、鼓励创新的监管，支持了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

但是随着科技巨头越来越强大，产生了社交媒体带来的隐私保护、个人数据安全、虚假信息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后来人工智能的兴起对这些问题的放大，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开始看到了科技反乌托邦主义的一面；无论是对国内民主制度的解构，还是对国际竞争大国的加持，都在美国进步主义精英中引发对技术带来社会后果的批判甚至幻灭。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巨头进行加强约束、对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提早建立护栏，成为拜登政府时期的监管思维。

而硅谷的风险资本、独角野和科技巨头正急于为其投资了大量资本的技术实现商业化，他们抱怨受到了监管的抑制，如自动驾驶对安全的严格要求，人工智能的对齐与安全，加密货币中对欺诈的打击，脑机接口的对侵入人体装置的安全要求，基因编辑的伦理，火箭发射的环境要求，甚至数据中心能源配套的审批，等等，这些前沿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在商业与国际的竞争中，越来越被硅谷视为受到重重束缚。

还有a16z的马克.安德森所说的那些进步主义和自由派的种种“坏思想”，包括各种名目,如“存在风险”、“可持续性”、“ESG”、“社会责任”、“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谨慎原则”、“信任和安全”、“科技伦理”、“去增长”、“增长的局限性”等，这些都被加速主义者视为“针对技术与生命”活力的桎梏。

华盛顿既是监管者，也是客户。SpaceX、Palantir、Anduril等为代表的硅谷“硬科技”，以及亚马逊AWS和微软的Azure云服务，它们最大的客户是美国五角大楼、CIA等政府部门；最大的应用场景，是地缘政治较量的前线；最大的市场，是大国博弈的军备竞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自动运载工具、网络安全科技、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低成本的大规模精确武器，等等。可能还有特朗普提出的美国防御导弹的美国“铁穹”计划，甚至可能有美国的AI曼哈顿计划，以及美国的登月计划。

在特朗普和马斯克的眼中，华盛顿盘踞着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界集团，是华盛顿“深层政府”中的沼泽最深处。战争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它们又腐败而低效。美国的传统军火公司，设计的武器越来越贵，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 ，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用数百万美元一枚的导弹去击落对方几千或几万美元一个的无人机或者导弹，这些先进的技术已经无法再与制造业大国打一场持续的战争了。美国的NASA，已经不再是引领人类探索太空新边疆的传奇机构，而是一个低效的科技官僚机构，连反对特朗普的布隆伯格，都公开主张把美国已经一再超支和一再推迟的登月计划，交给SpaceX来做。拜登推出的CHIPS和IRA两大补贴美国芯片产业和能源转型的项目，在有些领域陷入迟缓的审批流程。

硅谷想要特朗普开放五角大楼的采购市场给初创企业，赶走管制加密货币的SEC主席甘斯勒，还有对科技巨头展开反垄断调查的FTC主席丽娜·汗，不要给人工智能设定那么多条条框框。当然他们更欢迎减税。如果马斯克加入特朗普的政府，审计政府支出，可能在五角大楼发现最大的浪费。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斯克支持加州的人工智能法案，他的真实动机是出于商业竞争，他已经把x.AI总部迁到了德克萨斯州，加州的法律将束缚其在加州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不是自己。

马斯克、蒂尔、安德森所代表的硅谷一面，哲学上是自由意志主义，技术上是加速主义，文化上是保守主义，那些从事硬科技创业的，也打出了爱国主义的旗号，正在与特朗普的MAGA合流。技术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本身，就能解决当下美国和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典型地体现在安德森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停滞就是敌人。我们相信推进技术是我们可以做的最高尚的事情之一。

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出于对特朗普独裁和集权倾向的担忧和恐惧，将这一新共识称为科技集权主义 （techno authoritarianism ) 。他们也在发问，一位“独裁者”+科技，将会把美国与世界引向何方？

稿源：未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