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不再是“应急式”地托举经济，而是在给未来几年中国同世界、特别是同美国打交道的“底牌”和“打法”定调。作为“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承上启下之会，这次会议在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任务时，一方面强调“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另一方面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中美经贸可能面临的重组，内化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国内经济布局。

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国的关键词是“稳住”，这次讲话更明显地从“稳住”走向“重构”。一是对过去五年的定性：面对疫情冲击、房地产风险、外部遏制和科技封锁，中国依然基本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发力，“十四五”基本站在了一个“可交卷”的位置上。 这意味着，中央并不是把当前问题简单归因于周期波动，而是当作“在转型过程中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老问题没消失，新挑战更复杂，外部环境变得更冷峻，国内则是“供强需弱、风险点多”。 

真正的重点在后面，这些问题被明确界定为“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苦练内功”去对冲，这就是那“五个必须”的逻辑起点：挖掘潜能、政策+改革双轮驱动、该放的放到位、该管的管到点上，“投物”和“投人”并举，用内在质量的提升去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从2026年的政策组合看，“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财政政策继续“更加积极”，但同时强调科学管理、优化结构、兜牢“三保”并严守纪律，这其实是在释放一个清晰信号，不会再用简单粗放的“强刺激”去换短期增长，而是用更精细的财政资源配置去托住底线、加固关键领域。 货币政策则被定性为“适度宽松”，并把“物价合理回升”写进了考量目标，这不仅是对通缩压力的正面回应，也是向市场明示：会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更加精准地指向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也就是未来增长的“种子地带”。 如果说上一轮周期中，中国更看重的是总量托底，这一轮则是在通过结构性定向发力给2030年前后的增长基础“打地基”。

真正体现“新视角”的，是这次会议大篇幅提出并系统化的“八个坚持”。“坚持内需主导”看似是对内循环的再强调，但更深层是要把“国内大市场”从简单的消费扩张，升级为一整套制度和空间重构：提振消费、城乡居民增收、清理不合理限制、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再叠加中央预算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组合拳”，这本身就是在为中长期的需求曲线重新定形。 对中美经贸关系来说，其含义是：中国并不是要通过关起门来自保，而是通过把内需做大做强，改变自己在全球价值链和谈判桌上的位置——不再只是“外需决定内循环”，而是在构建一个更有韧性的“内外互动场”。

“坚持创新驱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把压力最大的科技与产业前沿，直接放到了未来经济工作的核心。无论是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还是“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一轮科技金融创新，都是在为中国在下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更高点位做准备。 这与当前美国对华高科技限制、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大背景形成某种“错位竞争”：对外部封锁，不是通过简单报复，而是通过提高自身科技含量和制度支撑力，倒逼全球产业链在重组时仍不得不把中国作为不可绕开的枢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坚持改革攻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即将出台。这不仅是对国内“内卷式竞争”的回应，也是对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的结构性解决方案。 从中美经贸的角度看，如果说过去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市场“碎片化”“规则不透明”，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在用一套更清晰、更可预期的国内规则，去对冲外部规则环境的不确定，并提升对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吸引力。

“坚持对外开放”在今年有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强调“制度型开放”、服务业开放、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布局优化，强调贸易投资一体化、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以及“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协议”。 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深知仅靠货物贸易规模已难以在中美博弈中保持单一优势，因此要在规则制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领域上提前布局，让“不能轻易被替代”的部分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会议也敏锐地意识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并非只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与“友岸外包”等趋势，对此会议用了“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的表述，既是不夸大风险、不制造恐慌，也是不粉饰太平，而是把对外部的“焦虑”变成内部改革开放的催化剂。

从中美经贸未来走向来看，这次会议释放的信号与近期的现实变化是相互呼应的。一方面，中美货物贸易仍然高度依存，双方都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贸易规模巨大且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替代。 另一方面，在经历多年加征关税和博弈之后，双方近期在吉隆坡谈判并就部分关税调整达成新共识，使对华出口到美的总体有效关税率从此前的约37%降至29%左右，显示出在高压博弈之外，双方也在寻找“可控竞争+有限合作”的新平衡点。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刻意放大对美关系，但在“稳中求进”“多领域合作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商签更多区域与双边协定”的表述背后，可以读到一种新的布局逻辑：不再把中美关系当作唯一变量，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更加多元的全球经贸网络之中，通过多元伙伴＋国内统一大市场双向发力，来削弱单一双边关系震荡对整体经济的冲击。

更深一层看，“坚持民生为大”“坚持守牢底线”“坚持双碳引领”，构成了对中美经贸长期互动的“软约束框架”。民生为大意味着任何对外开放和博弈，最终都要落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等真实生活改善上，避免为了短期增长而牺牲社会稳定预期。 守牢底线则是把房地产、地方债、金融体系安全视为未来几年必须严防的系统性风险，既不给外部攻击留下“软肋”，也不给内部发展“掏空底座”。

“双碳引领”则把绿色转型上升为一个与国家安全同等级的重要议题，面对欧美在碳关税、绿色补贴等方面的新一轮竞争，中国选择的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壮大绿电和绿色产业链”，在一边应对挑战、一边把绿色产业本身变成新的比较优势。 这将直接影响未来中美在新能源、碳市场、绿色技术上的竞争与合作空间：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摩擦，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必须对话与协同的技术和规则议题。

从国家战略高度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更像是在为2035乃至更远目标画出一条“先稳、后进、再跃升”的路线图。短期看，“更积极的财政+适度宽松的货币”是为了托底2026年经济增速，保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期看，通过八个坚持和全国统一大市场、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等一系列安排，完成从“出口和房地产双轮驱动”向“内需+科技+高质量开放”三轮驱动的转换；长期看，则是要在全球产业、科技和规则重构的过程中，既守住风险底线，又拓展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议价空间与制度影响力。

对中美经贸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不会降温，但结构会发生变化，硬碰硬的关税战、单一领域的“脱钩”会逐渐让位于更复杂的“链上重组”和“标准之争”；合作不会消失，但会从传统大宗贸易逐步延伸至气候治理、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等更具全球公共品性质的领域。

中国通过这次会议所释放的，是一种“以我为主、内外兼修”的姿态：不幻想通过某一场峰会就扭转全部外部形势，也不准备在压力面前被动应对，而是用更坚实的国内经济结构、更清晰的改革开放路径，去迎接一个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新机会的中美“再平衡时代”。

如果要把这次讲话和中美经贸的未来用一句话概括，那大概是：中国不再把自己简单地当作别人全球布局中的“变量”，而是要用苦练内功和制度创新，把自己变成这盘棋局中“必须被尊重的坐标”。

作者：本报特邀撰稿人谢建华，美中电商贸易协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