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中國文革飽受摧殘的心靈,寫出一些比較和觀點,請大家謹慎類比,以防止發生被人貶之於“不學無術”“不懂得歷史”的詬病,說明美國的黑人運動與其中的“暴動”不是“文革”。
2020年5月25日,美國黑人佛洛德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鮑德霍恩地區(Powderhorn, Minneapolis)警員執法過當、被法院判定二級謀殺前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並經久不息,大有席捲美國的趨勢。其中, 還有攻城掠地“自治”的要求,不僅在一些城市砸店縱火,甚至將美國南北戰爭中好不容易平息“敵對勢力”的南軍將軍的個別城市雕像也被推倒在地。紐約市美國自然歷史科學博物館前矗立已久的希歐多爾·羅斯福塑像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險”,不知何時會遭到“暗算”。
不知是由於多月的美國疫情“隔離”所產生的躁動,還是階級革命的需要,以黑人命貴(Black Live Matter,不知道這個翻譯到底是否準確)為由而再次產生的美國黑人運動,也得到了不少白人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和高潮。不管是否有無美國著名的金融家索羅斯在其幕後導致的結果,還是民主黨要攪得共和黨執政的川普總統難堪維持現狀退出歷史舞臺的目的,這場運動卻被千奇古怪地冠上“美國文革”,大量在美的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中國文革”的美中人士,也幾乎基本同意這是一場美國的“文革”。筆者曾在中國文革飽受摧殘的心靈,不敢苟同,寫出一些比較和觀點,請大家謹慎類比,以防止發生被人貶之於“不學無術”“不懂得歷史”的詬病,說明美國的黑人運動與其中的“暴動”不是“文革”。文革只是中國的特產,只能是中國發生的慘劇,甚至還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文明,但是不能不說,就從打砸搶的現象而言,倒是有些相像而已。
1、 美國出現的暴力行為是與中國“文革”具有的相似性
革命其實就是用暴力打破國家機器的手段,這在馬克思早期學說中有淋漓盡致的表達,但與後期恩格斯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是迥異的。如果能瞭解法國巴黎革命短短的實踐,也能很好地知道這種革命在歷史上留下的是什麼後果,也就能解了恩格斯改良馬克思主義的原因所在。但是,很不幸,列寧運用了馬克思的“暴力”理論成功地獲得了蘇維埃政權,以後的史達林也接過列寧的暴政手段,維持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進行“難以置信”的蘇聯統治,最終還是到了分崩離析時,竟然沒有一個“英勇”男兒,力挽狂瀾,救蘇聯倒臺的命運。今天的俄羅斯雖還在維護著“威權”的統治,但不能說其還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暴力也就不能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
美國從立國開始,展示的就是民主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體,其法治的理念也不斷深入人心、成為社會的共識。正當的示威、自由的表達權都是被法律定義為與生而來的權利,任何人無法撼動。從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抗爭取得的勝利來看,都是非暴力主義的,而施暴者都沒有得到好的下場,這也是民主政治能夠長期維持的重要依據。為此,筆者斷定,佛洛德事件不管如何進行,美國的統治階級如何再次平衡 “種族” 衝突、權利不均、執法程式的問題,將會是一個很好的促進,但是對暴力分子的打擊也不會自然消停,明顯這些人違背了美國社會以法治國的基本理念,也一定會被繩之以法的。
反觀中國的文革,那一個以暴力摧毀傳統的意識形態鬥爭,這種鬥爭從表面上是以革命的手段摧毀中國的封建文化理念,實質而言,這是毛澤東作為中共的主席發動的、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繼續理論為基礎的一場權利鬥爭,以再次打亂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砸亂公檢法的法制基礎的政治鬥爭,從而形成一種迷信的、反人類的“暴力革命”運動。因此,即使是這種革命的對象受到了財產、肉體和精神上的摧毀,文革後也沒有任何法律的規範,去審判反人類罪行的,實現真正法律上的公正。所謂的“平反”从法理来看,是一種荒唐的政治方式,一時平衡被打擊者受到蒙冤的所謂“政治解脫”,但免于恐懼的自由還是無法真正的獲得。從此以後,中國傳統上的“正人君子”和“直言相陳”的人和人格就不將複載,這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將中國的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將中國社會的人文和傳統逼迫到極權者“暴政”的恐懼之中,以後各種各樣的被“代表”,被“遵守”等等的國民特色,都不能說不與“文革”無關,不能說不與“紅衛兵”時代的“戰狼”烙印無關。
看到美國大量的政客和廣大的民眾對“美國文革”的表現,與真實面貌的中國文革對比,可謂是小巫見大巫了,你會相信這就是文革嗎?你們有中國紅衛兵小將的“狼性”嗎?在美國的法治體系和人權利益上的治國理念中,暴民的結果,一定是會被人民所唾棄和法辦的,從來沒有中國文化革命的“高度、力度和廣度”。
2、 美國的反文化運動也是與中國“奪權”有相似性
美國文革的一個表現是反文化的運動,反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和種族利益相關的文化,為此哥倫布、美國南北戰爭中代表奴隸制階級利益的南方邦聯政府的維護者當然是可推翻的歷史人物。提出請這些歷史代表人物搬出國會大廈的雕像群而不得敬仰,砸碎這些代表人物的城市雕像的動因也不難理解了。曾為美國森林、公園和聯邦土地歸屬做出貢獻的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也無法倖免,這部分也許是他曾在歷史上組織自發的“民兵”打贏了墨西哥戰爭,也成罪大惡極“反革命”的理由。筆者不知道這種活動的策劃者、支持者們的主觀願望是什麼?是否被“極左派”的行動沖昏了頭腦,敢於冒摧毀歷史和無視歷史存在的駡名!其實,所有對歷史的反動,都是具有其現實價值,左或極左的力量在美國從來不是稀奇的事。在中國,右或者極右肯定是有天生的“原罪”,因為中共的利益總是保護“左傾”者們,以永遠保持著馬恩列斯毛的“革命”正統性和先進性。
如果說美國這場反文化運動的背後,具有奪權的意味,這是高估了他們的政治能力,如果對比以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革,再怎樣評估其“奪權”的能力都是不可比量的。中國古代奪權的宮闈歷史、手段和手法,發動人民群眾力量的能力是如此的爐火純青!美國這次運動既無領袖的登高一呼,也沒有革命的崇高視野,差遠了!即使有個被眾所周知的“Antifa”組織,目前好像也成了沒有值得法律追索的必要,可肇事者的暴力者們是否能夠成為反文化的英雄,也未必!真正在美國歷史上以非暴力主義的黑人運動成為民主英雄的不多,暴力或者非黑人的運動雖然時有發生,能夠具有進步意義的好像也不多,或者常常被淹沒;而中國的文革卻一定能在歷史上遺臭萬年。
3、 中國文革是獨特的、領袖發動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運動
文革是中國的特產,特定時間和特色人物所能掀起的“革命”運動,席捲了當時中國的10多億人口,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禍國殃民事件,如同中國的“三年自然災害”一樣,一定會在中國的歷史上記載的事實。這甚至成為挑戰中共合法性存在的基礎事實。因為,無任何政府和政黨,即使是法西斯蒂的德國,也沒有迫害過自己的人民,而是對猶太種族歧視和種族迫害為主的戰爭,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反擊,落得了被打敗的下場,當然最終還是會把自己的人民帶入死亡。中共領袖曾發動的文革,其實不是“文化革命”的運動,而是堅持其認知的共產主義思維、以階級鬥爭為壓迫和專制的暴力,摧毀資產階級理念的精神革命,這個革命是不稀罕任何人的生命價值,而以繼續革命的價值觀否定過去、否定歷史、否定傳統和否定一切人類共同的價值觀,以執政的名義,挑動無知和落後的“紅衛兵”小將們和“造反派”們的民族意識,實現階級壓迫的正當性,實施反社會正義、民族自由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革命”,美國的文革是否能達到如此高度的國家行為和目標嗎?有中國無產階級的基礎和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支撐嗎?
4、 中國文革違反基本的人性、反人類本質的“革命”
毫無疑問,中國文革迫害致死的人數(如同其他資料一樣,都沒有真實詳實的統計),千年文化遺產的破壞,傳統美德的摧毀和歷史傳承的中斷,都是無法用反人性和反人類的“革命”所能描繪的和體會的,更是那些美國的文化革命戰士所能想像和比較的。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土地上沒法產生文革的土壤,也不可能產生中國文革深遠的歷史後果。畢竟美中兩國發展的歷史階段不一樣,承受的傳統也不一樣。相信,如果美國政府出於其愛國主義的教育義務,讓美國這些“打砸搶”分子,學習、瞭解和反思中國文革的後果,看到多少的破壞將不復存在,這樣歷史中的景象也許也不會重演。因為,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是不因言獲罪,但是以實際暴力和行動來破壞了社會的公共基礎和道德倫理,將會被送到審判臺上承擔法律的責任。筆者不相信,美國的暴力革命者能有如此能耐來實施這個反社會的“革命”行動而享受這種“革命”帶來的幸福。
5、 中國文革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傳承,還影響著部分中國民眾的意識形態
中國社會對文革的反思和痛恨的“傷痕”文學曾經風靡一時,研究者的揭示也不斷在深化,有了許多的學術成果,卻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時代反思。文革思維仍然依舊可見,文革的傳統在會在不知不覺中或有意識地進行復辟。思想意識的革命來自不易,當然退卻也是不簡單的,從心理學上還存有“受虐狂”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者的也不在少數。因此,如果說中國已經早沒有了文革的土壤,我看這太樂觀了,中國的國民性中可能還有這種綜合症患者的基因,影響著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如不顧民眾的利益和福祉妄自菲薄產生的各種政策主張,施政綱領,甚至人民的評議權和批評權也被漸漸剝奪,這些都是文革十年來的流毒。如果這樣的話,除非受到極大的衝擊,如蘇聯面臨執政危機,東西德國的統一、顏色革命的不斷呈現,後人才會真正吸取教訓,但恐怕那是亡羊補牢的哀歎。我們都是生活在國際社會大家庭中的人類,一定存在著共同屬性的道德和價值觀,一定會面臨和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問題,而暴力從來是不能長期守護人類的家園,只能帶來不幸。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一定是繼承文化的優良傳統,即使是文化糟粕也會被該民族和該社會進步逐步拋棄。這,從來不是暴力所能做到的,因為良善的文化的基因和人類發展規律的記錄還存在,歷史性地存在,肯定還需要存在!
(作者:夏善晨,美國哈佛研究中心教授、中華商報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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