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发表主题为“中国经济：新时代 新思维”的演讲。他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储蓄高，实体经济规模超大；要素相对成本大逆转；国民需求的高端化、多元化。随后他以三个时间节点2020年、2035年 和 2050年对中国经济新愿景进行了展望，最后重点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以下为这部分内容文字记录的摘编。素材源自“金融界”网站。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做出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艰苦付出？要迎接的挑战是什么？

1、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最重要的一点，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

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好像经济不太靠谱，你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

这种我们称之为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是储蓄大国，我们从外面借钱是非常谨慎的。

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己没搞好，金融体系过分贷款、过分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你买我的、我买你的，自娱自乐，觉得还不错，突然一天金融危机就来了，觉得金融资产不靠谱，都去抛售，这一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很多借了钱买资产的公司破产，一破产金融体系就开始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

金融危机千万要不得，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加强监管。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清醒，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强调，一定要严防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就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

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较大，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跟现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是23万亿美元，而央行手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有1/6的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国资金跨境的流动都需要加强管理。

2、大国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其次就是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寻求新增长点。发展不平衡我们有很多表现，有社会层面的，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目前就经济层面来讲，现在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

举一个例子，这张夜晚灯光图反映了江苏和安徽用电量的差异。这两个省紧挨着，情况完全不一样。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平衡。

不要害怕这个现象，不平衡恰恰是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发展不平衡的地方既是挑战也是增长点。

如果安徽省能够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实现中部崛起，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就能够提升起来，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事实上过去3、4年，安徽省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高，合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

3、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大家都知道，快递小哥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比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高多了，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最应该有忧患意识的一群人。因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发达国家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永远留在中国，这是关键。说到底，要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要提高工作能力。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是人跟机器的竞争，我觉得十年内恐怕有很多类似快递的工作会被机器所代替，为避免出现科技陷阱，一定要提升劳动力的教育，提升人跟人之间服务的能力。

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有较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没有读过高中。尽管我们大学毛入学率超过了40%，但是在一线工作的劳动大军中，还有一部分没有受过高中阶段的教育。所以要想办法，政府要给点补贴，做出相应的政策。市场跟国家的行政手段、政策手段同时发力，让大家多学点软技能，比如心理学、历史、外语等等，适应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4、人口老龄化挑战

第四，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这是中国特色，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

我们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医疗花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18%？这会给经济背上较重的包袱。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靠家庭养老，如果靠家庭养老，坦率来讲再过20年，年轻人会时不时收到家里老人的电话需要回家照顾老人。

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两天，现在我们这批60后总的来讲比我们父母那一辈身体健康一点，到我们60多了还愿意工作，就别强迫我们退休，愿意干就干，这是第一种最好的情况。不愿意干，高高兴兴的也行，别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可以跳广场舞去，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这是第二种机制设计。

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5、走出去投资要谨慎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所以必然要走出去投资。

走出去投资，这其中的学问很大。在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上，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的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地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的。

安邦曾斥资19.5亿美金购买华尔道夫酒店，有一次我问华尔道夫曾经的老板：“你坦率告诉我，你有没有多赚中国人的钱？”他说：“我确实多要钱了，如果不多要钱对不起我的股东啊！”多要多少钱呢？大概是未来四五年他们赚不到的钱。

我一直呼吁，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走出去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谨慎，不能办傻事，不能留下“钱多、人傻”的印象，被世界人笑话。

6、从中国故事到中国理论

第六，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不仅要讲中国的经济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耍赖了、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特朗普甚至说：“你们是非公平贸易。”面对这种情况，需要讲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要吃亏。

以英国为例，英国人在1775年时开始搞工业革命，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它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每个人的效率都将得到发挥，各国都会发挥比较优势。亚当·斯密为英国创造了理论，不仅是理论，还是一种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后来大卫·李嘉图也为英国施行自由贸易摇旗呐喊，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和思想，这是成功的案例。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美国，美国在建国200多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是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搞自由贸易，说得过去，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站出来为自己辩护，直到二战结束才改变局面。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萨米尔森的侄子萨默斯，清华大学的荣誉教授、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美国财政部前任部长，以前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最悲情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持续了将近30年？我愿意分享一个观点，也许有争议——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缺乏创新。所以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日本的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辩论、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是官员。日本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就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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