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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20日
深圳之约:大国对话与世界发展的新空间
2026-11-16 22:20:10
来源:中华商报特邀撰稿人、美中贸易发展协会会长、湾品汇创始人谢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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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把寻找增长机会的愿望带到深圳,世界也把稳定大国关系的期待放到同一张桌前。不同的国内压力与战略考量在这里寻找交集,分歧未必因此消失,对话却可能留下继续合作的基础。一次会晤能打开的空间或许有限,但若能让和平为发展提供支撑、让发展为和平增加理由,它就可能延伸到会场之外,成为更多普通人可以感知的机会。

深圳APEC的分量,来自两种期待在这里交汇:各国希望为本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机会,世界也希望大国关系能够为这些机会提供更稳定的条件。当中美俄三国元首准备坐到同一张会谈桌前,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变得格外具体。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已宣布,中国元首将于19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APEC的经贸合作议程与三边元首会晤各有职责,却可能相互促进:大国沟通有助于改善合作环境,经贸联系又能为维持稳定增加现实利益。这正是我对深圳之约抱有积极期待的原因。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方在陈述分歧的同时,重新辨认彼此仍然需要什么,以及有哪些事情值得一起完成。
世界经济需要这样的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的展望将冲突升级、贸易紧张和财政脆弱性列为重要风险,同时把地缘政治与贸易摩擦持续缓和视为改善增长前景的有利因素。换言之,外交上的进展能够通过能源价格、融资成本和投资预期,传递到经济生活之中。
不同国家来到深圳,带着不同的国内压力和战略考量。理解这些诉求的交集,才能看清这次相聚可能创造的空间。对中国而言,主办APEC的重要目标,是推动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并让创新成为各经济体能够分享的增长来源。今年中方提出的合作方向包括亚太自贸区建设、贸易数字化、互联互通,以及数字经济和AI的应用。这些议题体现了一种发展思路:在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同时,继续扩大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接口。中国既需要稳定的外部经贸环境,也希望在全球公共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三边会晤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推动战略沟通的机会;APEC则让这种沟通与更多经济体的增长需求相连接。若能把促和努力与扩大合作结合起来,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经济影响力也能够用于降低风险、创造共同机会。
美国的诉求,同时具有经济与安全两面。白宫此前公布的中美经贸合作方向涉及非敏感商品贸易、农业市场准入和投资;就此次三边会晤,美方强调核军控与伊朗局势,特朗普启程前又表示将讨论乌克兰。由此看,美国希望取得可向国内说明的经济利益,也希望推动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稳定市场、扩大出口、吸引投资,与追求外交成果之间存在可以相互支持的空间。如果谈判能够降低冲突成本,同时保留正常商业往来的通道,美国国内的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有理由支持这种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前景,正可以从这些具体利益中寻找。
俄罗斯则希望在安全议题之外,扩大与亚太的经济联系。俄总统助理在会前说明,普京将在工商活动中介绍俄罗斯经济状况及投资潜力。从这一安排看,俄罗斯希望将外交接触转化为更广泛的市场、资本与长期合作机会。若和平进程取得实质进展,制裁、贸易与投资中的部分障碍才可能在相关各方另行谈判后逐步缓解。中美俄各有自己的出发点,却也共同面对误判、冲突外溢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成本。三边对话的价值,在于使这些彼此关联的问题得到直接讨论,并为后续工作建立更清楚的政治方向。能够形成这样的方向,就为各国外交和经济部门继续合作提供了条件。
日本希望守住开放贸易的利益,同时增强能源和供应链安全。高市早苗在11月16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提出自由公正的贸易投资、WTO改革、AI应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合作重点。这些经济目标,也为日本与不同伙伴推进务实合作提供了议题。对日本来说,值得期待的局面,是同盟合作、对华沟通与区域经贸往来能够同时推进。若中美关系趋于稳定,日本企业在研发、生产和市场之间作长期安排的空间也会扩大。日本的积极参与,可以帮助把安全关切转化为具体的规则讨论,而不是让经贸合作长期停留在相互疑虑之中。
韩国将产业合作与半岛和平联系得更为直接。韩国官方的出访预告强调能源供应链、粮食安全及与地区伙伴的务实合作,同时希望争取各方支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对韩国而言,减少半岛紧张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稳定区域联系也有利于维持产业发展的连续性。因此,韩国关注的既有技术与市场,也有安全环境。中美俄若能够在降低半岛风险方面增加沟通,即使初期成果只是维持接触、减少误判,也能为以后更深入的地区对话创造条件。这需要与韩国等相关方面充分协调,才能形成持久支持。
加拿大把伙伴多元化写进了此次出访目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明确表示,将通过欧洲与亚洲行程扩大贸易、吸引投资,并在深圳深化对华经济联系。这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对中等规模的开放经济体而言,拥有更多可靠伙伴,本身就是增强自主性的办法。澳大利亚则把稳定的区域贸易、AI带来的发展机会和能源安全放在一起考虑。澳总理办公室的会前说明强调,通过APEC推动合作与共识,让企业更便于跨境投资和创造就业。新西兰的目标更为直接:争取让贸易更便利、成本更低的实际措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同利益,在于让多元合作能够长期维持。它们既关心安全,也需要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需求、投资与产业联系。大国关系缓和,可以为这些经济体提供更多选择,使安全合作与商业交往不必处处互相挤压。
东盟中的APEC成员,也在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寻找机会。印尼官方把扩大市场准入、增加出口机会和推动开放包容的贸易合作列为参会目标;越南将在此次领导人周期间衔接2027年APEC东道主角色。对它们而言,区域合作关系到新的市场机会,也关系到下一阶段产业发展的空间。
泰国特别关注供应链联通、数字贸易和防范网络诈骗。新加坡公布的同期东盟峰会议程,则突出开放包容的区域架构、数字与绿色经济,以及能源韧性。马来西亚总理拟在深圳工商活动中围绕开放与共同繁荣发表讲话。这些各不相同的重点,体现出东南亚经济体希望参与制定合作议程的主动性。从这些公开安排可以看出,东盟国家希望保持广泛的伙伴网络,让外部投资、技术和市场帮助本地区发展。对它们最有吸引力的全球化,应当允许不同合作关系并存,并使本地企业和劳动者获得成长机会。深圳若能推动更包容的规则协调,其收益将远远超过几项贸易数字的变化。
太平洋彼岸的拉美经济体,同样有清晰的诉求。墨西哥计划在APEC介绍“墨西哥计划”,开展双边交流并强调发展合作;智利把互联互通、数字化、明确可预期的规则和区域一体化列为重点;秘鲁则继续推动帮助更多经济活动进入正规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合作成果。这些议程提示我们,拉美希望在亚太合作中获得更丰富的位置。吸引投资、改善物流、扩大中小企业参与,可以使跨太平洋贸易逐步转化为本地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对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北美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可以围绕长期需求建立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把视线放到APEC之外,欧洲和印度的关切也不应缺席。它们不是APEC成员,但深圳会晤讨论的问题会影响其利益。欧洲伙伴近期公开强调,乌克兰和平安排应尊重主权、独立决策,并提供可信的安全保障。欧洲需要和平,也重视参与影响本地区未来的安排。
这为三边会晤提出了一项建设性任务:将大国沟通与相关当事方的谈判连接起来,让外交突破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经济体,才能更有把握地评估欧洲安全、能源供应及战后重建的前景。印度则在同期马尼拉外交行程中强调与东盟的贸易、互联互通、海上安全和技术合作。对印度这样的重要新兴经济体而言,一个更稳定、更开放的亚洲,有助于拓展自身的发展选择。深圳的积极成果完全可以通过区域市场和合作网络,惠及未直接参加APEC的国家。这些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却让我们看到一个广泛交集:各方都需要把资源用于本国发展,都希望新的技术和产业机会不会被持续升级的冲突所吞没。这为务实合作留下了足够值得争取的空间。
三国元首会晤最值得积极展望的,首先是为安全问题恢复持续对话的可能。《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于今年2月到期,联合国秘书长已呼吁建立后续的可核查安排。美俄与中国的核力量规模和立场存在差异,具体军控方式需要分别协商,但减少误判、保持危机沟通,可以成为继续讨论的共同起点。如果深圳能够推动后续磋商、危机联络或风险通报的安排,其意义将体现在未来一次紧张事件中:有关方面能够及时解释行动、澄清判断,避免局势因误解而失控。这种成果未必最醒目,却可能最值得珍惜。对于乌克兰和伊朗问题,积极的期待可以落在更具体的方向上:为有关当事方创造谈判条件,推动人道援助与人员安全,争取减少冲突对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冲击。三国的影响力若能用于支持这些工作,就有机会把会场里的政治意愿转化为更多人的安全感。和平进展也可能释放发展机会。冲突风险下降,有助于减轻运输、保险和融资中的不确定性,让企业重新评估长期投资,让政府更有余地兼顾民生和基础设施。具体效果还取决于政策与市场变化,但其传导方向值得期待:减少对抗,可以使更多资源进入创造财富和改善生活的过程。
深圳的另一项战略机遇,是为AI时代的合作寻找可行路径。各国会继续争取技术优势,但教育、医疗、农业和能源等领域的应用,也需要资金、人才与不同市场的参与。中方提出的AI相关合作方向,已包括扩大公共服务应用和防止数字鸿沟扩大。如果能够从能力培训、应用经验交流和适当的风险沟通做起,就有可能让更多中小企业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技术进步。一个只让少数国家与企业获得收益的技术浪潮,难以形成广泛支持;让生产率提高惠及更多人,则能为国际合作增加持续动力。贸易领域也有可以稳步推进的工作。无纸化贸易、电子提单、通关合作和系统互联,已经进入今年APEC的合作议程。这些工作能够在各方保留不同政策选择的情况下,降低正常交易的摩擦。区域合作因此不必等待所有重大分歧解决,才开始取得实际进展。对深圳而言,这次会议也提供了展示发展经验的机会。产业链的密切协作、技术从研发走向应用的过程,以及对外联系所带来的活力,都能为讨论创新与开放提供具体参照。对中国而言,更大的机遇在于通过主持对话,推动经济合作成果与全球稳定相互支持。
判断深圳之约的意义,可以观察会后是否留下了继续工作的基础:谈判有没有下一步,沟通渠道能否运转,合作项目是否明确责任,更多经济体能否参与。这样的成果越具体,和平与发展的期待就越容易获得长期支持。
我愿意相信,当三国元首选择面对面讨论,当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仍愿意一起寻找答案,世界就拥有了扩大合作的可能。各方不必在所有问题上形成相同判断,也可以在共同利益所在之处积累新的进展。人们有理由期待,深圳留下的影响会延伸到会场之外:一段航程更加安全,一项投资终于落地,一种技术被更多人使用,一些因冲突而停滞的生活重新开始。和平由此获得发展的支撑,发展也因为和平拥有更长远的未来。
这或许就是深圳之约最值得争取的意义:让大国对话所打开的空间,最终成为世界共同发展的机会。

来源:中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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