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段时间去日本，和一位日本朋友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日本的遗产税。朋友告诉我，在日本，一些拥有大量房产、企业股权或者其他非现金资产的家庭，在财富传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有时候并不是"有没有财富"，而是"有没有现金"。

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后来我专门核实了一下，日本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达到5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全部遗产都按照55%征税，实际税负还受到基础扣除、法定继承人数、配偶减免以及资产结构等多方面影响。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55%这个数字，而是另外一个制度安排：原则上，相续税需要在继承人知道继承开始后的10个月内完成申报和纳税，而且税款原则上以现金缴纳。对于确实难以一次性以现金缴纳的纳税人，日本也设置了延纳等制度，但需要满足相应条件。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家庭可能拥有价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企业股权、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但真正可以迅速调动的现金可能并不多。

账面上非常富有，并不等于随时有钱。一旦财富传承触发大额税务义务，而家族事先没有做好流动性安排，就可能不得不出售房地产、减持企业股权，甚至在并不理想的市场环境中被迫处置核心资产。

我这位朋友甚至谈到，日本社会中存在一些家庭宁愿通过公益捐赠等方式重新安排财富，也不愿简单地把所有财产直接留给下一代。当然，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遗产税，但高税负以及财富传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压力，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因素之一。

这次谈话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财富管理真正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也许不是资产不够多，而是在某个关键时刻没有足够的流动性。

一、真正的财富风险可能不是资产缩水，而是"有资产、没现金"

传统意义上的财富管理，大家最关心的往往是三个问题：资产能不能增值、税负能不能优化、财富能不能顺利传给下一代。

但我越来越认为，还应该增加第四个问题：当税务、债务、继承、企业经营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突然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未来高净值人士进行财富管理时不能只讨论"资产配置"，还必须讨论"流动性配置"，尤其对于企业家而言，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财富高度集中于自己创办的企业，企业估值可能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但真正持有的现金只占个人财富的一小部分。这种结构在创业阶段没有问题，因为财富本来就是通过企业成长创造出来的，但是进入财富传承阶段以后，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税收、家族成员的财富分配、企业控制权安排、慈善捐赠、债务清偿以及跨境资产配置，都可能产生真实的现金需求。

如果没有提前规划，财富越大反而可能意味着潜在的流动性缺口越大。

二、中国离岸信托新规，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恰恰是"流动性"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之后，我认为企业家真正应该关注的不能只是"税率是多少"。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这项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时，如果财产市场价值高于原值和合理费用，其差额需要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居民个人离岸信托及其持有、控制、管理的境外实体在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即使没有实际分配，也可能需要按年度申报纳税。

换句话说，过去很多人理解财富管理的逻辑是：资产没有卖掉、钱没有拿回来、收益没有真正分到个人账户，就暂时不存在现实的现金支出。

如果在资产装入信托的环节形成应税所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出现了：资产进入了信托，但纳税的钱从哪里来？

更进一步，如果离岸信托持有的境外公司、基金或者其他资产产生收益，即使这些收益没有全部分配给个人，也可能产生年度纳税义务。于是，跨境财富管理开始出现一个过去经常被忽视的问题：税务发生的时间，与现金真正回到个人手里的时间可能并不一致。

这不是简单的税率问题，而是现金流管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本身也考虑到了这一现实约束，例如离岸信托终止清算等特定情形下，纳税人因困难不能按期缴税，经向税务机关备案，可以在5年内分期均匀缴纳。

这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大型财富结构而言，税务问题和流动性问题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离岸信托的逻辑正在改变：从"避税工具"回归"财富治理工具"

过去很多人一谈到离岸信托，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避税。

我认为这种理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信托真正重要的功能，本来就包括资产隔离、财富传承、家族治理、风险管理以及跨代财富安排，税务效率可以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但绝不应该成为唯一目的。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此次出台政策的官方背景也讲得非常明确：近年来，一些个人通过离岸信托进行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但由于部分离岸信托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利用相关结构转移资产、隐匿财富和逃避税收的问题。

因此，中国此次离岸信托税收制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财富管理或者离岸信托失去了意义。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中国跨境财富管理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过去财富管理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搭结构”，未来则必须同时回答另外几个问题：为什么搭这个结构？资产进入结构时会发生什么？结构存续期间现金从哪里来？发生税务义务时由谁支付？如果资产无法及时变现怎么办？

四、真正成熟的财富规划，应该同时管理"资产、税务和现金流"

这也是日本遗产税给我的最大启发。

我们今天讨论日本，并不是讨论中国是不是要征遗产税，至少目前中国并没有开征遗产税，因此不能把两个制度简单类比。真正值得借鉴的是一个更普遍的财富管理规律：任何一种财富传承制度，只要在某个时间点形成了明确的支付义务，就必须提前考虑支付能力。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遗产税，也适用于所得税、跨境投资、家族信托、企业债务、股权质押以及企业控制权传承。

因此，一个真正成熟的家族财富架构，我认为至少应该同时拥有三张表：

第三张则是很多人过去没有真正重视的——流动性时间表，也就是未来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在不同情景下，家族需要多少可以快速动用的现金。

五、对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流动性甚至关系到企业控制权

这个问题对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普通家庭出现流动性问题，可能意味着卖一套房或者处置一部分金融资产，但如果是上市公司实控人出现重大流动性问题，其后果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控股股东为了缴税、偿债或者满足家族财富分配需求，被迫在二级市场减持股份，就可能直接影响公司股价；如果通过股权质押获得流动性，又可能形成新的杠杆风险；如果大规模转让股权，则可能进一步影响企业控制权和资本市场预期。

如果只是把资产装进一个法律结构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信托最多只是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装进去"，却没有真正完成财富意义上的"传下去"。

六、财富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最多资产，而是永远保有选择权

回过头来看日本朋友跟我讲的那个故事，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不是日本遗产税高，而是财富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我们对于"富有"的理解需要改变。

一个人拥有100亿元资产，并不意味着他拥有100亿元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真正决定财富安全的是，在重大变化发生的时候他还有多少选择权：市场低迷的时候可以不卖资产，企业困难的时候可以提供资金，政策变化的时候可以重新调整结构，财富传承的时候不需要为了缴纳税费而被迫处置核心资产，下一代接班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个人财富安排而动摇企业控制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安全。

因此，如果说过去二十年的中国财富管理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创造财富"和"如何配置财富"，那么未来十年，中国高净值家庭可能必须认真解决第三个问题：如何让巨额的账面财富在任何关键时刻都拥有足够的流动性。

这也是我理解此次离岸信托税收新规背后一个容易被忽略、却非常重要的启示。财富管理不能只管理财富的规模，更要管理财富的时间；不能只看资产值多少钱，还要看什么时候需要钱；不能只设计财富如何传给下一代，还必须提前设计：在财富传递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谁来提供现金？现金从哪里来？怎样避免为了获得现金而被迫牺牲最有价值的长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