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聚泰

岁月匆匆，不觉已离开报社多年。但记忆并未随着时光的冲刷而变淡。相反，有时反而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变得更为彰显。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亲历了《开封日报》被文革中断了十几年后的第三次复刊，二是创办了《开封日报星期刊》，三是参与创办了解放后开封历史上的首张晚报——《汴梁晚报》。而有意思的是，《汴梁晚报》又是以《开封日报星期刊》为基础而兴办起来的。这在市委写给省委宣传部的报告里有着明确的说明。其中写道：“……《汴梁晚报》隶属于中共开封市委机关报开封日报社。开封日报社在目前出版的《星期刊》的基础上，积极筹备《汴梁晚报》创刊诸事宜，嗣《汴梁晚报》正式创刊后，现在的《开封日报星期刊》即改为正常新闻版。”

应该说，无论是市委所做出的这个决定还是报社党委所选择的这个创办晚报的时机，都是非常正确的、及时的。因为《开封日报星期刊》尽管创办之后广受读者欢迎，但在经历了近9年的历程后，人们对它已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期待。因此可以说，《汴梁晚报》的诞生，既是报社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亦是对来自社会各界读者呼声的积极回应。正其时也！

旧梦不远，往事可追。作为晚报的参与创办者之一，至今忘不了1993年那个秋天的上午，社长蔡泽恩来到我的办公室，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聚泰，明年我想把（开封日报）《星期刊》停了，以现有的人员为班底，再向外面招点人，办一张晚报，名字就叫《汴梁晚报》，你看如何？”然后就把他关于这张报纸的基本设想以及我的新的岗位安排等项事宜，一一向我作了说明。作为社长的老部下，我深知他的工作作风，大凡他和你商量的事，十有八九都是他在脑子里已过过多遍、趋于成熟的事，之所以再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一方面是他一向有善于倾听和吸纳不同意见的宽广胸怀，另一方面也是真心实意地想听一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免有“千虑一失”之虞。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领导者，不管他多么高明，都有他的局限性，多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即便没有多大用处，最起码不会有坏处。再一个是他知道我主编（开封日报）《星期刊》多年，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借此机会先给我“透点风儿”，多少也算带有点安抚的意思吧！

说实在的，从1984年末我向报社党委建议创办《开封日报星期刊》并继而任主编以来，可以说，从组稿到谋划到确定办刊风格，曾为它付出过极大的心血（当然，也因此让它赢得了不少读者的青睐）。尤其是在一版上开办的“名人专访”栏目，由于多是独家稿子，不仅在本地，在省内同行间，也享有盛誉。有的文章还为大大小小的文摘报转载。因此，陡然之间说要将它改头换面，变成另一张报纸，使它成为一页历史，一段过往，一个回不去的昨天，要说在情感上没有一点波澜，显然不是真话。但是，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老报人，尽管在心里有诸多不舍，最基本的大局观还是有的。何况，就当时的情况看，《星期刊》作为报纸转型期的一种尝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到了该“改头换面”、让位于新面孔的时候了。

于是，我们便一边做着过渡，一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根据社长的指示，先到北京与中国晚报协会建立联系，做好备案；接着还要请人把报头题写一下，因为它是报纸的脸面，不能不早做准备。再接着就是根据我当年办（开封日报）《星期刊》时积下的人脉，依次去拜访那些我熟悉的京城名家，请人家题词写字、作祝贺类书画。另外，晚报将来面世时的“发刊词”以及除新闻版之外的专版专刊及其中的栏目设置等，也都是要一件一件地提前谋划的。

晚报创刊之后的场景是令人振奋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先前的老同志还是新进的编辑记者，都把能推出一个好版面、写出一篇好稿子、做出一个好标题视为最大的快慰。每每看到一篇好稿子，见到一张好图片，大家都有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并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在版面上把它安排好、处理好。同时，按照我们的办报宗旨，除尽力去贴近生活外，大家还不满足于被动地反映生活，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去介入生活，引领生活。其中大梁门的复建和开封府的选址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记得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西门大街的拓宽改造，城门楼的复建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围绕着这一议题，我们请有关专家从历史沿革到现实需要，接连发表了多篇文章，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为了提高开封的城市品位和发展旅游的需要，应当重建大梁门，必须重建大梁门！由于事先舆论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在复建过程中，无论是社会的关注度还是各行各业的参与热情都非常之高。更有不少单位和市民慷慨解囊，自发地向复建工程捐款。据说，捐款总额几达整个工程费用的一半左右，充分体现了全体开封人民热爱开封、热爱家乡的炽热情怀。还有的市民不惜费尽心力，把昔日散落在民间的老城墙砖，挖地三尺，从一切可能找到的地方找出来，捐献给复建工程。为此，时任开封市文物处处长（后任海南省博物馆馆长）的丘刚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汴梁晚报》的报道，就没有大梁门的诞生！此话虽说有些“过奖”，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汴梁晚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至今每每从大梁门经过，我们都觉得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大梁门

其次是开封府的选址。当时我从某朋友处得到一个消息，在群众中呼声甚高的开封府重建工作，已被有关部门纳入议事日程，且已有了初步选址。位置就在西门里距孝严寺街不远的一个地方。之所以选址于此，一是这里有个区办工厂，已经倒闭，拆迁比较方便；二是相对而言，地价比较便宜，建设成本较低。方案已得到市领导的初步认可。对此，我的想法是，这绝不是一个上佳方案。理由如下：其一，开封府无论是从历史记载还是文物考证，都是在皇宫以南位置，现选址基本方位不对；其二，在戏曲和老百姓的口传中，说的都是“南衙封府”，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西衙封府”的。而且，重建开封府是百年大计乃至千年大计，如果仅仅因为建设成本较低就把它选在这里，不仅会留下历史遗憾，在社会上也难以得到大家的心理认同。尽管它只是一个复建工程，但也要尽可能地与历史靠近。不然的话，即便今天建起来，也难免有一天会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有被人扒掉重建的可能。为此，在与我的有关同事商量并报社长蔡泽恩同意之后，我们决定在晚报上就此展开讨论。话题一经推出，立即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反应，大家纷纷提笔撰文，坦露心声。最后综合各方意见，都认为选址于包公湖北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由于这些稿子说理充分，用意真诚，最终，不仅得到当时市主要领导的认可，也得到了该项目投资方的理解和支持。尽管这一变动让他们较之原方案多花了几千万“银子”，但从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和建成后的实际效果看，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开封府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眼之间，几十年过去，这些都已化作陈年往事。从前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解甲归田”，有的做了领导，有的在更大更高层面的都市报里别有高就，也有个别的居然已经作古。依然在岗的，已渐见寥落。让人不由得感叹时光飞逝，岁月无情。但这还不算最沧桑的，最沧桑的是那天我到报社办事，在楼梯口遇到晚报初创时才入职的那个最年轻的编辑，她说自己的头上已然有了燐燐白发。其语温温，其言细细，但在我听来却似闻雷霆。时间只不过才刚刚过去三十年，一切竟有了如此之大的变化！静而思之，能不慨乎？但感慨之余，也有欣慰，那就是正有一代更年轻、更青春、更有思想和朝气，同时也更能与时代同步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晚报的队伍中来。有他们在，《汴梁晚报》的明天，难道还用发“杞人之忧”吗？（作者为汴梁晚报原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