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元时期，北宋、南宋前后国祚319年，加上宋祥兴以后交叉的契丹、西辽、金代，直到1206—1368的元代，前后总共四百余年。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科技和医学繁荣发展，重新构建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变革和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

宋代程颢在《秋日偶成》诗中曾经写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许多人认为宋代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其实不然。事实上，宋代在社会政治方面，突出了科举制度，并日趋完善，尤其是最初文官政治体系的巩固，以文治国，重文轻武。太祖匡胤通过黄袍加身得来帝位，最惧功高将领觊觎皇位，因此重用文人治国。这一传统持续数百年，以后的几个朝代基本都实行对文化的宽松政策，文人士子人数几乎占了整个官场的一半（有时竟达到40／100）。即便是辽、金、元时期，很大程度上也承继中华文脉，文人在政坛上的地位极高，思想活跃，所以科学技术得到蓬勃发展，新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绝。

宋代早期，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文化思想方面，朱熹等人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创立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被广泛运用于军事上；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

医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著作典籍不仅繁多，而且数量大、质量高。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三大方书；私修的有《苏沈良方》《史载之方》等近百余种方药札记。

诊断方面，有崔嘉彦的《脉诀》、朱震亨的《脉诀指掌病式图》。妇科方面，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儿科方面，更是十分突出，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小儿痘诊方论》。法医学方面，有宋慈的《洗冤集录》。针灸方面，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许希的《神应针经要诀》。伤寒学，有庞安时的《伤寒病总论》、朱肱的《伤寒百问》等。药学方面大型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等，这些文献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不仅分科更为细密，学术上也出现了许多开创性的，新的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一、开创内科分类和统一了八纲辨证

《太平圣惠方》开创的中风、虚劳、骨蒸、诸痛、脚气、咳嗽、痰饮、霍乱、积聚、消渴、水病、黄病、诸虫、金疮以及妇人、小儿、五官等病证的条目，基本上明确了内科学的主要分类。虽然每门之首的总论病源、证候及治法，内容大多录自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理论观点亦较统一，但特点和贡献是按证列方，条理清楚。每方有主治证候、药物组成、制剂用法，明确了治病必须首先辨明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医者务使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体现出理法方药的完整，基此，辨证论治体系雏形已具。

另外，此书中不仅汇录两汉以来各代名方16834首，还收入宋太宗赵光义在潜邸时自己收集近千首验方。

二、应用的药物种类大幅增加，尤其注重道地药材的质量和规格

这个时期，出现了多部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除了官方的大型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等等以外，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

宋以前药物品种方面，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许多错讹的厘正和补充。有些药物是前代所罕用或没有使用过的。这一点，当时的宰相蔡襄曾评论说《圣惠方》多“异域瑰奇”之品。在经络、腧穴及针灸治法等方面，也都“采摭前经，研复至理”。

宋太宗在此书序言中所谓“凡诸论证，并该其中；品药功效，悉载其内。凡候痰之深浅，先辨虚实，次察表里，然后依方用药，则无不愈也”是很切实的。

三、完善了妇科学、儿科学的辨证治疗思路和开创了法医学先河

宋以前，中医妇产科尚不完备，也没有专著。陈自明在1237年著《妇人大全良方》，引述了多种医著，分别对胎儿发育状态、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及产后病证，作了详细论述。对前人成就，结合作者自己临床经验梳理和总结，内容丰富，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妇科学体系，是中国第一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

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在当时就赞扬说：“虚实在其脉，静躁在其情。荣枯在其色，寿夭在其形。苟能阅千人，望见知死生”。

儿科学，天圣年间的钱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著名儿科专家。其著《小儿药证直诀》，所记23种病症的病理现象及多方，尤其是六味地黄丸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此书比欧洲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多年，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除此以外，宋慈的《洗冤集录》，开创了中国法医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述。此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诞生。它比意大利人费德利著的法医著作《论医学的关系》早了350 年，为世界法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思想的活跃，学术的宽松，致使不同理论特色的医学流派开始形成

如前所述，宋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皇权对文化的热情支持和关注。《孟子·滕文公上》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宋初的思想家们冲破秦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许多人探究儒家经典的原本义理，开创了儒学研究的新方法。如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张载、王安石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学术。当时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邵雍的“数学”派、张载的“气学”派、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吕祖谦的“经世致用派”等。

尤其是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治学方法，给出身儒学而后又是中医“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和李杲等人极大启发。

医学思想界活跃，诸多流派向文化、儒学、哲学不断靠近，有些学派从儒学不同角度模仿和借用、发挥，大大促进了医学的自身发展。《四库全书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发展到金元，形成了医学流派的“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多家并列的局面。这些学术流派著作从不同角度、侧面丰富医学体系 ，为整个中医体系的完备作出了绝无仅有的贡献。

五、“四大学派”，渊源有自，合抱之木，奠定体系

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寒凉派”的刘完素，生活的时代是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战乱频仍的时期。

刘氏十分推崇《内经》，肯定先贤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反对师古泥经，主张独立思考。他指出：“今详《内经·素问》，虽已校正、改误、音释，往往尚有失古圣之意者。愚俗闻之，未必不曰尔何人也，敢言古昔圣贤之非？嗟夫！”刘氏用儒学的考据训诂，深入研究了诸多文献，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揭示文献意图、时代背景。运用义理训诂方法，解读《内经》语言、文字、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对《内经》本意做了自己的归纳。他所说的：“若专执旧本，以谓(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这一点对后世中医文献学研究极有参考意义。

“攻下派”的张从正，私淑刘完素，尤其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仅在实践中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而且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

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张氏的《儒门事亲》著作一出现，借助印刷术，传播很快。学术界对其说也有许多异议，如朱丹溪当时就曾讥其偏颇，后世医家也多屏而不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曰：“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

张氏的独特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学影响亦大。如清代温病学家吴又可认为治瘟疫应以祛邪为急务，力主汗吐下三法开门祛邪；王清任、唐容川的瘀血学说及活血祛瘀理论，也是受到了张氏启发才日趋完善的。

李杲著《脾胃论》，开创补土派。李氏指出，脾胃在人体生理活动中最为重要，“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李氏尊崇《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培土补中，甘温除热，甘寒泻火”为原则，形成系统的脾胃内伤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近代、当代的著名大医学家，如董建华、路志正、李振华等都自诩为“补土派”。李氏的脾胃虚实传变、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脾胃盛衰和肺之脾胃虚及名方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等，传之不朽。

朱震亨的《格致余论》开创“养阴派”。朱丹溪是著名理学家、善天文图谶学许谦的高徒。他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善于应用降火的药物，因为他注重滋阴，故被称为滋阴派。朱氏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常变规律，认为相火有“生生不息”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动，即属邪火，能煎熬真阴，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临床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

朱氏的滋阴派，学界公认称作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

丹溪一派弟子众多，主要有赵道震、戴思恭、楼英、王履等。赵道震就是督管编修《永乐大典》的主要人物，许多运气方面的内容，都出于其手。戴氏得朱丹溪真传，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楼英，是《医学纲目》的作者。此书提纲挈领，颇有创见，提出“阴阳五行生化万物”，诊病“必先分别血气、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的辨治原则。

王履著《医经溯洄集》，对《内经》《本草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多位医家作了评述和质疑。在学术思想上，对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独到见解。

细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术流派的原始，是先秦的子学。子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支重要学派。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人的自主性，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注重思辨和辩论，提倡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

而宋代的儒学流派作的新诠释、发展和重建，无不深刻地影响了医学“四大学派”的生成。这些宋代所开创的学术流派，后来成为元代乃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医思想史的主流，实际上为中国医学体系的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卢祥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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