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冬天，临近年末，胡舒立带着财新周刊的一个小团队，赶往北三环边上的浙江大厦进行一次重要采访。那里，是时任浙江省省长赴京下榻的地方。

尽管气温颇冷，街上随处可见裹着大衣的行人。但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年代，没有现在令人烦恼的疫情，欧债危机的余波也快步入尾声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维持在接近8%的水平上。

胡舒立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次的采访文章，会在2022年10月再度受到世人的关注。

大家围在一张小方桌四周交谈，气氛轻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他多次谈到了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温州。

2002年-2004年，他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市委书记，推动也见证了温州模式的奇迹。

这里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GDP达80%，凭借着草根经济的澎湃发展，成为了 “中国鞋都”、“中国电器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等。

高峰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超过一万亿，号称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不过，“温州模式”并非一帆风顺。

2008年，他早已离开温州担任省委秘书长。此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宽松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变得非常简单。

而温州当地的土地资源又逼仄，传统的实业没有找到好的转型升级路子，这群东方犹太人脱实向虚，一头扎入了楼市。

很多温州小老板直接或间接涉足房地产投资，靠着熟人集资、借贷、抵押工厂，加了杠杆冲进房地产。

短短几年内温州房价就翻了好几倍，市区商品房的均价飙至三四万，最贵的楼盘甚至抄到了9万一平。

温州一跃成为中国房价最贵的地方，北京上海都要靠边站。在深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温州的房价已经悄悄成为宇宙中心了。

不过，2011年温州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进而楼市崩盘，老板跑路的事时有发生，经济走向一时陷入迷茫。为了突围，国家在温州启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采访的前几天，浙江刚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转型逐渐步入正轨。

所以，财新采访团队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问“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前面，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浙商跑路、产业空心化等，你怎么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

他回应，前几年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一些资金涌入非实体的领域。实事求是地说，这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课。

“如果要问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还很有创造力”。

“哪怕是他现在蛰伏一时，受到一些打击，但都不要过于担心，只要浙商精神还在，闯劲还在，我们就不怕”。

这个观点，一语道破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直到今天来看，依旧不过时。

2016年，王坚在阿里工作8年之后，推出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在线》。时任浙江省长李强读了书稿之后，答应为他的新书作序，“因为他对浙江的贡献确实有点大”。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区多，平原少，天然禀赋并不算优渥。

当地人常说，浙江是全国的资源小省，能源、可利用土地拥有量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0.5%和40%，自然资源丰度居全国倒数第三位。

温州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穿透到最后，其实跟这种特殊的土地空间瓶颈有一定关联。

这场经济风波，也让温州成为了全国数百个城市当中，最早面临房地产拐点的地方。

它提前好多年告别了房地产的黄金时代，比谁都更早深刻领悟“房地产经济”跟“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同时也促成了相关决策层对于新发展路径的思考。

“浙江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不能再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拼劳力了。”

他产生了一个理念，就是把浙江全陆域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规划，进一步通过功能定位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用更少的资源要素支撑城市、产业发展。

于是，他大力推行“亩产论英雄”。

这个新概念的滥觞之地，源于与杭州一江之隔的绍兴县。该县长期人多地少，资源短缺，许多企业靠得的是圈地求发展的思路。

早在2006年，绍兴县创造性的将农业上最常用的指标“亩产量”，移植到了工业经济领域中，探索城镇土地使用税、排污费的政策与“亩产效益”挂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13年9月，浙江省政府选择了基础更为扎实、推广意义更具样板价值的海宁市，继续深化改革。下一年，又推向了24个县市区。

离开浙江前夕，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已经基本从基层探索走向了顶层设计的层面，成为浙江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性抓手。

后来这项改革的执行细节越发成熟。

具体怎么做呢？

简单来讲，各地会对属地企业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体检”，包括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值等不同指标……

依据这些指标，将企业分成高中低几个档次。

然后，再根据评价结果实施用地、用电、用水、用气、排污等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扩大差别化价格实施行业范围，加大首档企业激励力度。

翻译成人话，就是亩产效益高的企业，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推动土地、用能、排污权等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

比如说，排污权指标多给一些，用地面积批大一点，金融信贷倾斜一下，水电气费用可以价格低一点

……

以前是整体规模为王，现在是单位产出为王，倒逼那些大而不强的企业转型，提高单位要素产出率。

那几年，一批内地城市房价开始香港化。在这股大浪潮中，浙江默默对标新加坡、日本这样高质量经济体。

2016年，他的岗位转到江苏，亩产论英雄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长三角最强两省共同推行的准则。

亩产效益，是他一以贯之的“经济学逻辑”。

至于温州，近几年转型升级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9 年，温州GDP 重返全国第30 位，比上年提升5 位。如今正在全力冲刺GDP万亿俱乐部。

到了上海，情况又不一样。

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剑指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放眼全世界，能称得上全球城市的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 

当时的上海，想要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碍于体制机制，还无法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全球资本要素的控制中枢。

而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地理条件天然劣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想要突破国际中转业务难度较大。

这一点，与东京何其之像。

它们都背靠本国的经济腹地崛起，成为本土货币和产品国际化的桥头堡。它们在全球体系当中，对内服务的职能远大于对外控制职能。更多的是辐射内部，而不是全球配置。所以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更像是大洲级的，不是全球级的。

从内壳上看，当时的上海跟东京差不多，只是一个国际性城市。不过，如果单论高质量发展水平，上海与东京又不在一个层次上——

上海的人口是东京的两倍，面积是东京的三倍，但上海的GDP仅为东京的一半左右。东京的强大，可见一斑。 

对于魔都来说，那种靠简单堆砌人口，消耗土地资源摊大饼的“数量”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毕竟，上海的城市承载空间快逼近饱和了，到2020年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要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比重要从目前的27%降低到17%左右，人口要控制在2500 万左右。

于是，18年年中，他在数次实地调研之后，提出了“四个论英雄”：

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

改革的内涵和外延升级了，涉及到经济密度、产业能级水平、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是一种土地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自此，“四个论英雄”扎根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一个新的经济衡量标准，从杭州湾来到万里长江出海口，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来到国资、外资、民资三分天下的上海。

他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上海“不是不要GDP，而是不唯GDP，要追求更高质量的GDP”。

有媒体评论，“四个论英雄”更加考验政府在土地出让时的定力和远见——土地出让不再是一锤子买卖，招商时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产出效益，更多鼓励高效益产业。

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在那场浦东、深圳、南沙、苏州都参与进来的招商大战中，上海赢得了马斯克的橄榄枝。当时上下一路绿灯，加速了特斯拉的国产化进程。

这个超级工厂，是上海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一年内就开始投产，不到3年时间就生产了100万辆电动车，带动了上海和周边地区汽车产业链的升级。

回头再看 2013年的财新周刊，里头有不少言语至今仍令人心潮澎湃。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

确实，当前全球传统的政经秩序推倒重来，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此刻，越南印度正在觊觎全球的资金转移，韩国依靠财阀经济在全球科技树上占据一席之地，日本持续修复资产负债表三十年，美国正在瓜分欧洲的工业体系，欧亚大陆尚不知何时才能平静下来。

大国的博弈，已到了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不管未来有什么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14亿国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始终是我们抵御外界风云的最大底气。

过去是，未来仍是。

人民始终是最伟大的存在，超越任何事物。

（最后向胡舒立女士以及财新表示敬意，一直坚守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财新周刊的文章《李强：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载于2013年第47期）

本文原题：《李强经济往事》

作者：黄汉城

供稿：智谷趋势（zg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