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贸易保护主义对国内外供应链调整造成的干扰日益显现。在高端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受到严重阻碍。在中低端产业方面，拜登政府实施的脱钩战略正引导其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的双重考虑，不少国家和国家联盟试图在成为全球供应链一部分的同时取代中国的中心位置，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多致力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本土化回流。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国家工业战略2030》，英国提出《加强英国制造业供应链政府和产业行动计划》，日本启动“再兴战略”等。欧美国家将芯片视为战略物资，强调本地增加芯片供应生态链，芯片制造相关产业出现链式板块移动效应。例如台积电于美国加大投资建厂后，其半导体设施制造商和供应商帆宣科技、石化产品供应商长春集，以及欧洲最大的专用芯片设备制造商ASML均表示规划跟进赴美建造工厂的计划。

部分供应链加速向印度、东南亚转移，中国外部脱钩风险加大。在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中低端产业和出口导向产业将部分产能迁出中国的意愿较强。在正常情况下，劳动密集型或低附加值产业对生产成本要素非常敏感，且技术复杂性不高，转移相对容易。许多跨国公司采用“中国+1”的战略来部署制造中心，越南、印度等国家依托劳动力和地缘政治优势成为受益国。

经过多年发展，东南亚已经在服装、鞋帽、箱包等领域形成基本完整的供应链。特别是越南，已成为对美国出口鞋类和服饰的第二大来源国，耐克超50%的鞋类产品及30%的服装产品由越南工厂代工。

就目前最深入参与全球分工的细分电子产业来看，以苹果手机为例，其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正出现“一分为二”的趋势：在中国市场，除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本土化生产；中国之外的市场则依靠在东南亚和南亚新建的供应商。2020年，苹果已开始在越南大规模生产Airpods，三星自2009年以来已在越南投资建设八家工厂和一个研发中心，仅智能手机每年的产量在1.5亿台，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后疫情时代，随着疫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工厂不断复工，越南等国家也对外宣布正式解封。没有了疫情方面的封锁措施和限制，其商品出口有了很明显的反弹迹象。纵观全球，在供应链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越南此举必然给全球海运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届时东南亚市场也将迎来新的生机。

随着东南亚地区得好转，4月至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纷纷取消了禁止入境的管控。其中越南在今年的3月份就逐步开放了入境管控，本土企业也开始复工复产。根据越南公布的货物贸易数据来看，仅在3月份，越南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677.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340.6亿美元，同比增长45.5%。

根据国家相关企业产能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第一季度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个百分点。原材料的上涨，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外贸订单外流，有些毁单的现象存在，中国总体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也下降了1.7个百分点。

此外，中国供应链所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长江流域工业基地的限电问题。电力短缺导致部分行业产能受限，本质上是供给侧冲击。在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和行业、可能造成部分商品“量缩价升”的短期现象。工业限电可能导致部分高能耗企业开工率下调，影响工业企业盈利并减少市场上的工业品供给并推升价格。在工业生产方面，2021年3季度限电限产导致整体工业生产明显承压：2021年2季度，工业生产增速尚有9%，但到3季度快速下滑至4.9%、4季度则进一步下滑至3.9%。

根据统计，在2021年8月-10月期间，受能源价格冲高及“能耗双控”政策双重影响，全国有超过65个城市发布工厂停产政策或者是有工厂自发减产，其中水泥、金属等行业首当其冲，医药、汽车等下游制造业也未能幸免。同时，工业品“量缩价升”的现象不断加剧，2021年9月水泥价格上行40.4%，而焦煤价格同样上行超过20%。

电力供应不足问题短期内打乱了部分产业的正常生产秩序，由于限电导致的产能供给不足将沿着生产链向上、下游扩散，加快全球生产链布局变化。东南沿海多省是我国外贸货物出口大省，但是由于相对严重的供电缺口影响了生产进度，出口产能受到较大影响，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有效解决电力不足问题，可能促使跨国企业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出去，中国面临着产业链外移加速的风险。

电力供应不足叠加上半年疫情造成的影响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短期供给存在巨大缺口，且目前供应前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海外客户和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寻求来自中国以外的供应商进行替代，从而诱发中国部分产业、部分地区的订单损失，可能造成产业链对外转移的“黑天鹅”事件。

基于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在产业关联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生产模式）中：电子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的劳动力强度低，技术密度高，消耗电能多，容易回流至发达经济体；金属冶炼加工等行业属于环境成本较高且高耗能的行业，容易转移至环保标准较低的周边经济体。电力供应紧张的持续将导致国内产能恢复缓慢，这些行业存在着较高的对外转移风险。

种种因素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深度调整，从开放性、普惠性、全球性到封闭性、歧视性、区域性。如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和稳定已经成为待解难题。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坚信中国供应链的优势仍然存在。

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经具完备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短时间内难以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应综合分析供应链重构的动力，既要看到内部经济转型与政策调整的动因，又要警惕外部逆全球化的影响，找准问题辨证施治，稳定供应链锚点，用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应对脱钩风险。

一是合理应对疫情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精准防疫，确保工厂的开工率和物流通畅，避免不分青红皂白、一封了之的“懒政”。设计一套精准、科学的入境隔离程序，逐步扩大与境外的人员流动频率，避免中国与境外人员“脱钩”的出现。做好对中小企业的和失业人员的减税、延缓贷款工作，尤其是让国有金融机构和垄断性国企在非常时期的减收让利。

二是产业链和供应链持续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之下，要进一步夯实国内供应链的质量，通过高水平的管理实现高质量的产品，往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形成端到端的供应链能力。加快完善便捷的物流运输网络等基础设施以及不断升级高端制造和新技术工人，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

三是企业和政府协力构建健康产业生态。面对科技供应链脱钩风险，中国企业需要下决心独立自主，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的创新、产业和经济体系。政策要给予稳定的预期，要具有可持续性。不能只强调高科技企业，还要鼓励其他种类的企业群体，创新力和多样性协同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