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原名张永胜,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此文由张生教授在2022年4月13日匆匆撰写于上海五角场防范区中。
上海的奥米克绒疫情依然在继续,浦西封城已经近两周,而各种抗疫的活动也依然在进行,这其中既有悲剧与闹剧,也有善良和丑恶,就像跳动的音符一样无声的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它既如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又如贝多芬的《命运》,每天每夜响彻在浦江两岸的千门万户之中,让人悲欣交集,也让人痛苦反思。
因为网络时代的即时性与交互性和透明性,上海封城以来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通过网络被折射在世人面前,犹如一场实时直播的戏剧或者“真人秀”一样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演,在一幕幕场景中,既有大部分从未经历过饥荒的普通上海人为了一箪食一瓢饮而忧心忡忡,也有人衣食无忧,将小区分发的装着蔬菜的“大礼包”掷于门外,既有小区的志愿者们努力自治以维持小区的日常运行,还有以女性为主的各种“团长”们的脱颖而出,像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一样挺身而出,拯小区居民于饥渴顿踣之中,也有急救人员在小区外见死不救,还有人即使身染重病也因被维持秩序的人阻拦而无法离开小区一步,导致病情更加沉重,甚至弃世。不过,与之相伴的是,更有小区居委会让志愿者深夜贴封条封门被其抵制,更有一场计划在早已过时的电视台上演的荒唐的抗疫晚会被人抵制而不得不取消,等等。也因此,上海的此次抗疫又一次充满了与国内其他的城市所不同的色彩。
而上海的这次抗疫之所以悲喜交加,混乱与秩序同在,荒谬与反抗共存,让人五味杂陈的原因就在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因为上海历来中西荟萃,所以上海人既受到西方现代的思想的熏陶,却又生活在中国的现实之中,不管是生活的习惯,还是思想的养成也都受惠于这种城市文化的双重性格和传统。也因此上海人在生活中的喜悦是双倍的,咖啡的香味,茶叶的芬芳,可以兼收并蓄,并行不悖。当然,上海人的思想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元的,不管是过去的讲英语的圣约翰,讲德语的同济,讲法语的震旦的教学传统依然在延续,也依然被兼容并包,不同的文化也在此交融。可也许正因此,上海人的痛苦也是双倍的,咖啡让人头疼,茶让人胃疼,不同的语言和思想之间也时常会有更多更深的冲突。
所以,上海人在这次抗疫中之所以感觉忍受的痛苦是双倍的,因此所发出的牢骚也是双倍的,就是来自于这种双重性。因为大多数上海人尽管明明知道世界上对待奥米克绒已经有更为科学的认识,也有着更理性的处理方式,但却又不得不经历当下这种痛苦和由此带来的荒诞。所以,他们更觉得荒诞,更觉得痛苦。也许人世间最大的荒诞不在于经历荒诞,最大的痛苦不在于经历痛苦,而在于明明知道是荒诞还要经历,明明知道是痛苦还要承受。
这就是“上海悲剧”。叔本华曾说人世间的悲剧有三种,一种是由“恶毒”的人所发动,一种是“盲目的命运”的驱使,最后一种是最大的悲剧,那就是处于某种不得不如此的“位置”,很多人仅仅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交互相害。也因此他认为第三种悲剧:“比前两类更为可取”,因为在第三种悲剧里,既无“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又无“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是描述“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因“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而“互为对方制造灾祸”;这样的悲剧必然令人“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已到地狱中来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杨一之校,第350~353页。)
而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的解释或许更加让人“悲从中来”:“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上海封城后120的医生见死不救,小区封门后病人被维持秩序的人阻拦无法前往医院救治病情加重,老人们不会用电脑“抢菜”而不得不“辟谷”维生,打工人不得不沿街乞讨,凡此种种,或许只能以叔本华的第三种悲剧来形容,这是因为他们的“位置”或“地位”不同产生的悲剧。而之所以会有“上海悲剧”,正是因为上海在中国的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位置”,才导致的“悲剧的诞生”。尼采曾以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精神的冲突解希腊悲剧的诞生,在希腊悲剧中,那种狂暴的狄奥尼索斯的盲目的冲动最后被纳入阿波罗的理性的观照之中,而早已曾经“诞生”和上演过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上海悲剧”的本质是什么呢?难道是在西方文化的理性的观照下缓冲与融化东方文化的感性的冲动的过程?
当然,这只是姑妄言之,这种对“上海悲剧”的理论解释只是一种“削足适履”,因为眼下的上海的“悲剧”其实混杂了叔本华所说的三种悲剧。不过,这首先是因为上海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及现实的“位置”,使得上海人经历了叔本华说的这种最大的悲剧,这其中又混杂了邪恶的人制造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悲剧”的诞生是必然的,是有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那样的东西使然。
上海是个巨大的历史舞台,百多年来,有人在这里粉墨登场,也有人在这里悄然谢幕。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和困难,犹如凤凰涅槃,上海始终存在,“上海人”的身影也始终没有消失,相信这一次的抗疫也同样让上海变成浴火重生的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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