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倪丽虹综合报道】1月15日，天津滨海新区官方媒体《滨海时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放下GDP规模与增速的包袱 》，首次承认了滨海新区存在追求GDP数字增速的“光环效应”，采用了有利于GDP规模的注册统计方式，并强调要主动放下单纯追求GDP规模和增速的包袱。

天津：继辽宁、内蒙古后第三个展开GDP“挤水分“的省份

成立23年的天津滨海新区，宣布2016年的万亿GDP调减3000多亿，成为继辽宁、内蒙古后，第三个展开GDP“挤水分”行动的省级单位。1月11日，据天津广播微博透露，当天举行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布，在更改统计口径、挤掉水分后，滨海新区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0002.31亿调整为6654亿。

这次《滨海时报》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揭示了GDP“挤水分“的各中原因。此前透露的原因是将统计口径由“注册”改为“在地”。 “GDP作为经济活动统计指标，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曾一度被扭曲，背离其原本意义。滨海新区实施开发开放战略以来，地区生产总值（GDP）连年增长，在反映地区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追求数字增速的光环效应，采用有利于GDP规模的注册统计方式。”

天津成为继辽宁、内蒙古之后第三个展开GDP“挤水分“行动的省级行政单位。2017年初，在辽宁省人大会议上，政府公开承认此前数年经济数据连续造假，一直到2015年才开始夯实数据。

政府报告的原文如下：“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财政数据造假问题，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除财政数据外，其他经济数据也存在不实的问题。

2018年1月3日，同样是在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上，区党委公开承认：“经审计部门核算后，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人民币，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与辽宁的情况一模一样，依然是直指财政收入。而内蒙古之所以要承认财政数据造假的原因，当然也与辽宁一样，财政收入越来越恶化。根据内蒙古财政厅的数据，“2017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03.4亿元，比2016年下降14.4%，剔除2016年虚增因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4.6%。2017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23.1亿元，比2016年增加10.4亿元，增长0.2%。”

原因：财政赤字，亟需中央补贴

财政收入开始出现显著下降，但财政支出依然在维持微弱增长。、内蒙古承认虚构的530亿元财政收入，就是它要从中央财政拿到的新增补贴额。而要拿到这笔钱，就必须承认自己的财政数据造假。2016年1-11月份，天津财政局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为2555.8亿， 2017年的财政收入绝对值萎缩幅度高达12.4%！这种萎缩幅度是财政压力日益膨胀的城市政府绝对不可能承受得起的。经济数据继续造假下去，天津政府就破产了。

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只有6个能实现财政盈余，能输血给中央，其它25个，都是靠从中央乞讨活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养活了全中国，连山东天津都处于财政净亏损状态，需要这六省的财政转移支付输血。现在“穷省们“纷纷自曝数据造假，这也是因为省政府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只能靠认错来争取更多的补贴，而越早认错的地区，就越能抢到更多的补贴。

中国大陆的税收制度

中国大陆实施分税制，也就是区分国税与地税。国税中的大部分上缴中央，地税中的大部分留给地方。同时，地税部门往往还承担了非税收入（主要是各种规费）的征缴任务，地方政府将税款上缴中央之后，中央会根据地方政府的申请和其实际财政状况，将收缴上来的税款，再次转移支付给财政收支不平衡，存在财政缺口的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了金钱和资本上的”南水北调“工程，把税收充裕的富有省份正受到的国税补贴到其他省份中去。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无疑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历史关口。在财政管理上探索地方自治、扩大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利、提高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探索地方财政破产和追责制度，建立财税事权相匹配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一级税收、一级举债”的财政管理体系，借鉴了发达市场的成功经验、切中时弊，当成为改革方向。

同样老大难：地方政府债务多轮快速增长

近日，江苏、贵州两省20个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责情况公布后，审计署又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坚决遏制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疾呼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府兜底的“幻觉”，再次凸显问题的严峻。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提到“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增长，其规模远远超过显性负债。融资平台、城投债等是地方隐性负债的主要方式，在统计上往往被算做企业部门负债，这不利于准确判断我国各部门的杠杆率风险。出现这些问题，与我国分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顺、财政和金融责任边界不清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体对地方财政管理都有比较完备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地方政府的自我约束、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法律和行政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约束共同发挥作用。对于少数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形，也有相对合理的风险处置和责任分担机制。对比大国经济体的经验，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需要抓紧改进。”

财政部：打消中央“兜底”错觉，建立地方政府破产制度

近日财政部整改报告提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的地方政府自治制度，实现政府财政公司化、明朗化，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坚决打消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的“幻觉”。对于下一步地方债监管的工作计划，也将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放到了第一位。

整改报告中还总结了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问题的成因：1）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急于超前发展，只管举债建设、不考虑还钱；2）一些金融机构推波助澜；3）问责不到位。对于下一步工作，报告提出：1）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坚决打消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的“幻觉”；2）开好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融资的“前门”；3）稳步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4）研究出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办法